中国自三代以后麻豆 夏雨荷，得国最正者，惟汉与明。匹夫起事，无凭借威柄之嫌；为民除暴，无预窥神器之意。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，为其其后所婉言，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庸东谈主之心者也。明祖有国，当元尽紊范例之后，一切准古酌今，扫除革新，所定轨制，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。渐废弛则国祚渐衰，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，国是亦遂不可为。有志之东谈主屡议确立旧制，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，然犹延数十年此后亡。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，除武力别有根祗外，所必与明立异者，不外章服末节，其余民生国计，官方吏治，不外能师其万历夙昔之边界，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。清无制作，尽守明之制作，而国祚亦与明终点。明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，清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。故于明一代，当措意其制作；措意明之制作，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。
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统表说
《明史》断代起于洪武元年，而叙明事者不成以洪武纪元为限，当以太祖起事之始为始。《史》、《本纪》如斯。陈鹤《明纪》，自注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，夏燮《明通鉴》起至正十二年，皆与《本纪》相应合。夫言明一代之史，除一支一节之纪述不可胜数外，自以正史为主干。而变其体，则有《纪事本末》、有编年之《纪》及《通鉴》。《纪事本末》成于《明史》之前，其取材不限于《明史》。其后《明史》既成，清代又以敕修花式成《通鉴辑览》之《明鉴》及《纲领三编》。《明纪》及《明通鉴》乃敢准以动笔。清代之治《明史》者终难免有应顾之时忌，此俟随时提清。今欲知史之本义，莫重于为法为戒。东谈主知明之有国，为明遣散者群雄，不知群雄亦那时之东谈主民耳。缘何致东谈主民起而称雄，颠覆旧政府，而使当令而起者得拔帜易帜？此非群雄之所能利己，乃统辖东谈主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称雄，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与寰宇革新也。叙群雄者，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国珍为始。其实民得称雄，已为较有常识、较有作用之健者，其东谈主已不愿随意首祸犯令于清平之世，一皂隶缚之而遂就法，盖已知纲纪尽弛，行之不错舒服此后动也。故推元末之乱本，不成不溯元室致乱之故。
元之武力，自古所无，地面之上，由亚而欧，皆其军力所到，至今为欧好意思所惧怕。乃东谈主中国不外数十年，遂为极散逸、极脆弱之废料。其故维何？所谓“随即得之，随即治之”。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。凡历朝享国稍久者，必有一朝之轨制。轨制渐坏，国祚渐衰。有持久难坏之轨制，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。有周之轨制，即有周之八百年；有汉之轨制，即有汉之四百年；唐宋皆然。惟元无轨制，其享国即在武力之上，其能钳制东谈主民数十年此后动者，即其武力之横绝历代也。元之无轨制，若但为其书不传，则亦正有《元典章》等传本，岂知元即有因袭前代之文物，元之当国者正毫不行用。此当从《元史》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证，乃可得之。
顺帝至正三年，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，伯仲死则收其妻，父母死无忧制，遂上言：“纲常皆出于天，而不可变。议法之吏乃云：'国东谈主不拘此例，诸国东谈主各从本俗。’是汉东谈主、南东谈主当守纲常，国东谈主、诸国东谈主不必守纲常也。名曰优之，实则陷之；外若尊之，内实侮之。推其本心，是以待国东谈主者不若汉东谈主、南东谈主之厚也。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野者会议。自皇帝至于庶东谈主皆从礼法，以陈列圣未遑之典，明万世不易之谈。”奏东谈主不报。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，大鄂尔多儒学熏陶郑咺建言：“蒙古乃国度本家，宜教之以礼，而犹循本俗，不行三年之丧；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。恐贻笑后世，必宜改进，绳以礼法。”不报。元至至正，已为末一年号，不外数年，濒于亡矣，而犹以夷俗自居，曰“列圣未遑之典”，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。其曰“议法之吏”，则固未始不言立法，惟法特为汉东谈主、南东谈主设耳。
元之国境广大，民族广博，蒙古谓之国东谈主，中邦本部谓之汉东谈主，自余谓之列国东谈主，亦云色目东谈主。色目之中，西藏亦一色目，而又以信佛之故，纵西僧为暴于国中。录《元通鉴》一则为例：
武宗至大元年戌申正月已丑，西番僧在上都者，强市民薪，民诉于留守李璧。璧方询其由，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，隔案引璧发，捽诸地，棰扑交下，拽归闭诸空室。久乃得脱，奔诉于朝，僧竟遇赦免。未几，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谈，拉妃堕车殴之，语侵上，事闻，亦释不问。时宣政院方奉诏，言：“殴西僧者断其手，詈之者截其舌。”皇太子帝母弟仁宗。亟上言：“此法昔所未有。”乃寝其令。
此先锋为元之全盛时间，混一中国未及三十年，其了无轨制如斯。至元之军力，西东谈主至今震慑，然考之《史》，元亦并无持久之兵制，一往用其饥穷为暴、胁众觅食之故技，侵掠万里，既得饱暖，即伎俩无复存焉，非若历代军制既定，威令久此后渝者比。再录《元通鉴》一则见例：
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月，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，建扬名号。朝廷遣将讨之，不雅望退避，守令又因以扰良民，盗势益炽盛。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自往，即日就谈，不求益兵，但率掾吏李霆镇、元明善二东谈主办通知以去，众莫测其所为。至赣境，捕仕宦害民者治之，民相告语曰：“不知有官法如斯。”进至兴国，距贼营不百里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，察知激乱之东谈主，悉寘于法，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，于是民争出自效，不数日，六十就擒，余众悉散。军中获贼所为通知，具有旁近郡县富东谈主姓名，霆镇、明善请焚之，民气益安。遣使以事平报于朝，博果密召其使，谓之曰：“董公上功簿耶？”使臣曰：“某且行，左丞授之言曰：'朝廷若以战功为问，但言镇抚无状，得赦罪幸甚，何功之可言！’”因出其书，但请黜赃吏数东谈主远程，不言破贼事。时称其不伐。
当成宗时，去并吞中国仅十余年，元贞二年，距世祖之死仅二年，而蒙古在中国之军力已如斯。有事每倚汉东谈主，惟宰相尚为世祖时顾命旧臣，能容汉东谈主，汉东谈主因亦乐为之用，间有盗乱，片晌平之。至顺帝时之群雄，其启事大有可言矣。《明史》叙群雄以方国珍为始，起于至正八年，顺帝即位之第十四年。其前至元三年，顺帝亦用至元编年，与世祖同庚号，亦其无范例之证。顺帝即位之第五年，广州朱光卿反，汝宁棒胡反，以后各地蜂起，久者亘数年不定。而元之是以刑事职责此事，则蒙古既不足用，又仇汉东谈主使不为用，夫然后群雄乃起，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东谈主，固知能成大事者，非轻逞其一朝之忿者也。其时中国之不成不反元者，据述之如下：
至元三年广州变起之后，四月癸酉，禁汉东谈主、南东谈主、高丽东谈主不得执持军器，有马者拘东谈主官。是为因乱事而益脑怒东谈主民。是月，诏省、院、台、部、宣慰司、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、色目东谈主。是为脑怒东谈主民而绝多半东谈主登进之路。五月戊申，诏汝宁棒胡、广东朱光卿、聂秀卿等皆系汉东谈主，汉东谈主有官于省、台、院及翰林集贤者，可追究诛捕之法以闻。是为以种族之嫌忌，令已仕者皆不安于职。八月癸未，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。是为无自保权者特有汉东谈主。又其前二月己丑，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、伪宣敕，并紫金印、量天尺，时大臣有忌汉官者，取所献班地上，问曰：“此欲何为邪？”意汉官婉言反，将以罪中之，侍御史许有壬曰：“此曹建年号，称李老君太子，部署士卒以敌官军，反状甚明，尚何言？”其语遂塞。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汉官或为汉东谈主轻减反者罪名，则可将汉官皆坐以逆党，而一律断根之觉得快。是岁，巴延请杀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汉东谈主，帝不从。是为宰相起意夷戮汉东谈主，先就东谈主数最多之姓为始。以姓分应杀不应杀，设计已极不谈，帝虽不从，此风声已不可令寰宇闻矣。后于至正十一年，巴延已败，托克托代为相。六月，《通鉴》又书云：“丞相托克托议军事，每隐讳汉东谈主、南东谈主；方东谈主奏事，目顾同列，韩伯高、韩大雅随其后，遽令门者勿纳。东谈主言曰：'方今河南汉东谈主反，宜榜示寰宇，令一概剿捕。蒙古、色目因迁谪在外者，皆召还京师，勿令洼误。’于是榜出，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赤军者矣。”赤军者，是年刘福通起，用红巾为号，谓之赤军。未几，芝麻李、徐寿辉接踵起，皆用红巾，赤军遂遍各行省。来岁，郭子兴起于濠，濠为太祖所居，遂亦相从而走险矣。《明史》所立群雄之传，以方国珍为起事之最先，其夙昔之旋起旋灭者不计，即其以后如芝麻李之不久为元所灭者亦不计，以太祖所托始之故，郭子兴不但有传，且序于群雄之首。所为传者共八东谈主，其后三东谈主：扩廓帖木儿、陈友定，虽起自义兵而能自觉展，与群雄略同。然既尽忠于元，在明代修《元史》时当东谈主之，如扩廓之寄父察罕帖木儿，已东谈主《元史》矣，扩廓事亦附见。但从顺帝出亡后，尚有屡图兴复之兵，《元史》竟截去不载。友定之殉元，尚在顺帝未遁之时，缘何亦不与察罕为同类？至把匝剌瓦尔密，尤为元之宗室，据其封国，不愿降明而死，何为与群雄同列？《元史》无宗室传，故不辑为有系属之传，然有《诸王表》，亦未于云南王忽哥赤之后列至把匝剌瓦尔密，遂以临了放手之宗王，亦不东谈主《元史》。至《明史》乃纪之为群雄之列。清修《明史》因之，于《明史》中列元臣传。清又于《明史》中遗张煌言、李定国、郑奏效等，今乃东谈主《清史稿》。此与明修《元史》特意漏落扩廓等若相应和。此一异也。
附 群雄系统表说第一 史实之系统表
方国珍 至正八年起黄岩。二十七年，东谈主朝于吴，是年明祖称吴元年。居京师，受官以善终，无名号。
刘福通 至正十一年起颍州。十五年，觅得韩林儿于武安山中，奉为主，称帝，开国号宋，纪元龙凤。其党四出，掠地甚远，他股规复，奉宋年号者亦多。二十二年，为张士诚将吕珍所破，杀福通。明祖救宋，击退珍，以林儿归滁州，尚奉其号。来岁，太祖乃以林儿之命，由吴国公进封吴王。二十六年，林儿死。来岁，太祖乃称吴元年。又来岁，遂称明，改元洪武。太祖无所藉于林儿，惟以东谈主心想故宋，林儿既称宋，故用其号。刘福通起事，以红巾为号，故称赤军。同期起而应之者，若芝麻李、徐寿辉、郭子兴皆称赤军。余各股称赤军者尚多，史所不甚详，从略。
芝麻李 至正十一年起徐州。真名李二，以曾出芝麻一仓救饥民，为众所推。所号召为河技巧，元末儿歌：“石东谈主一只眼，煽动黄河寰宇反。”系以此咎贾鲁之治河。其实鲁治河为后世法，为百年利，元之政不足善河工之后耳。十二年，为元丞相脱脱所破，余党并东谈主濠州，亦与濠同附宋而终，无名号。
徐寿辉 至正十一年起蕲州，称帝，国号天完，纪元治平。掠地亦广。二十年，为其将陈友谅所弑。
陈友谅 至正二十年弑寿辉称帝，改国号汉，纪元大义。二十三年，与明祖战，败死。其子理嗣，改元德寿。来岁，降吴，授爵归德侯，并封友谅父承恩侯。
明玉珍 亦寿辉将，据蜀。闻友谅弑寿辉，二十二年称陇蜀王，来岁称帝，国号夏，纪元天统。二十六年，玉珍死，子升嗣，改元开熙。洪武四年降，授爵归义侯。
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起濠州。明祖家于濠，子兴既起，明祖谋避兵不果，遂从子兴起。未几，子兴为芝麻李余党来奔者彭大、赵君用所制，不安于濠，依明祖于滁州。十五年卒，无名号。子天叙，犹与明祖同领所部，未几战死。洪武三年，追封子兴滁阳王。
张士诚 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，称诚王，国号大周，纪元天祐。十七年降元，去号。二十三年再称吴王。世以其居平江，称东吴。而明先人称吴国公，居建康，谓之西吴。二十七年徐达等破平江，士诚投缳死。
第二 史传之系统说
《郭子兴》、《韩林儿》两传为一卷。子兴以太祖初起依倚，且娶其养女，即后称高皇后者，用旧恩冠群雄首。林儿听命于刘福通，且起事由福通，数年后乃东谈主军中，拥空名号。史不为福通立传。林儿以称宋后，用宋号，为明祖所暂戴，亦用旧义次子兴。
反差 眼镜《陈友谅》、《张士诚》、《方国珍》、《明玉珍》四传为一卷。友谅、玉珍皆由天完将，分继天完所据地皮，立国僭号。友谅先以篡弑，取江汉于天完。玉珍闻之，不服属友谅，亦自据蜀立国。天完徐寿辉首事，立国建号，史不为之传。至正十七年，明祖取太平，与天完邻，遂与友谅相战伐。史止叙友谅、玉珍为传。张士诚起较后，方国珍起最先，皆类传于一卷中。
《扩廓帖木儿》、《陈友定》、《把匝剌瓦尔密》三传为一卷。此与群雄性质不同。扩廓父事察罕帖木儿，父子以起兵为元平乱，受元官职。察罕已东谈主《元史》，扩廓在元未亡夙昔，事亦附见，独留从亡以后事不叙，遂于《明史》中列《群雄传》。友定亦由起兵平乱全有福建，忠于元。其起兵之年不祥，《史》但言至正中应汀州府判蔡公安募讨贼，陈友谅屡遣将侵闽，友定战却之，尽复失地。以二十六年为福建平章。二十八年，明祖已称洪武元年，明兵平福建，友定死之，事在春正月。是年八月，徐达始东谈主大都，元帝北遁。友定长久为元臣。把匝剌瓦尔密为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裔。《元史》不立诸王传，自忽哥赤以下即无传。惟《诸王表》见云南王忽哥赤之名，略系其后嗣，而并不列把匝剌瓦尔密。于是元宗藩之临了尽忠者，竟不见于《元史》，而东谈主明之《群雄传》。
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夙昔三代以下，名为禅让，实乃攫取，得国惟以革新为正大。革新之起，急于称帝称王者，攫取之心情也，惟以锄强扶弱为号召，则必不以己身之名号驾乎为国为民之上。亦有虽不知革新意旨，而自量其不足争名号，惟挟其狡健乘乱以傲一时之利者，若群雄中之方国珍，不称名号，而反侧甚久，虽无大志，究不失心中少见，其卒以善终，即其智足自保。至元之遗忠，由《明史》强列于群雄者，自当别论，其余则无不急于窃号以自娱。太祖依郭子兴以起，子兴起于濠州，与孙德崖辈四东谈主局处一城，未久即为芝麻李余党彭大、赵君用所凌占。彭、赵据濠以称王，子兴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，然即欲称王于滁，为太祖劝戒而勉辍，遂没趣而死。至太祖既下集庆，元集庆路，太祖改应天，即今南京。又得沿江诸郡，始设元戎府及行中书省，自总省与府之事以统军民之政，不外仍元代官署之名为处分之作用远程。元惟仇视汉东谈主，于南东谈主尤甚。太祖起自南边，所至礼其贤俊，得徽州后，邓愈荐徽儒李升，召问治谈，对以“高筑墙”、“广积粮”、“缓称王”三语，太祖善之。就此三语，即可见非那时群雄所能了解。高筑墙，则非流转飘忽之劫盗；广积粮，则非妨农旷土遍地因粮之饥军，必如斯此后不错救离乱；再以缓称王为不窃名号之暗意。太祖善之，此实委果其非浮慕，有事实可证也。至正十六年三月，始下集庆，前一年，先由和州取太平，其间分徇近邑，兵事正剧，乃十七年五月，《纪》书：“上元、宁国、句容献瑞麦。”其急倡农务可知。十八年二月，太祖以军兴民失农业，乙亥，以康茂才为营田使。此皆并世所无之事，不唯倡乱之群雄所未暇，即元之行省又何尝念及此也。至名称一事，终以仍用元代官名无从表异于为元之义军，故于十六年七月称吴国公，而先于十五年奉韩林儿之通檄用宋年号，此非心折刘福通及林儿，为种族之见，东谈主心想宋，奉宋则花式较安耳。嗣后，至林儿为张士诚军所物化，福通见杀，太祖以林儿归，时已至正二十三年，陈友谅败死、张士诚穷蹙之后，乃用林儿花式，进号吴王，犹用林儿龙凤年号。至二十七年，乃以吴编年，仍无年号，则在林儿已死之后也。林儿本由太祖救安丰时拔回，置之滁州。二十六年，遣廖永忠迎归应天，至瓜步，覆其舟，林儿死。《永忠本传》言：“帝以咎永忠。及大封功臣，谕诸将曰：'永忠战鄱阳时，忘躯拒敌，可谓奇须眉，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，徼册封，故止封侯而不公。’”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，而太祖竟不测于此，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马矣竖，存亡不足计，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。太祖自始非受林儿涓滴遮蔽，非借林儿涓滴权势，寰宇大定，若林儿不死，太祖必有以处之。如汉如夏，力屈来降，犹封以侯爵；郭子兴则追封王爵；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，及身而止，岂虑其尚过剩焰复然邪？廖永忠之瓜步沉舟，实为多事，然太祖若正其罪，反拟以名分归林儿，亦可不必，但心鄙之远程。其后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计，如《明通鉴》所论，其实亦心疼空文，所见与廖永忠相类。总之，不足深论也。
至其勘乱之奏效，应外来之契机者半，恃自有之胜算者亦半。当幽微之时，不无以身检会之事；逮边界稍定，即纯以范例裁之，无傲幸求济之事，此为数百年基业所由奠，非奸雄规一时之利者所能及也。太祖当困极为僧之日，居濠之皇觉寺，赤军已遍起于徐、颍、蕲、黄，郭子兴以濠应之。太祖想避兵，卜于神，谋所向，去留皆凶险；卜从乱，乃大吉。此非真听命于神也，元之可取，明者知之，但匹夫能否拔帜易帜，此非东谈主谋所能料，从乱军以救死，毫无凭借，将依倡乱之东谈主为凭借，其东谈主又非素有倚信之东谈主，欲往从之，只能以济否托诸荣幸，故以卜决疑。读史者欠妥信其卜之有神，但窥其当疑而疑，便非奸东谈主走险举动。夫子兴则平常一倡乱者耳，收留太祖非有真知，猜疑太祖亦无定识，幸自始即得其以养女马公女相等，所配又即最特意志之高皇后，得向子兴妻时常调护，而太祖乃由子兴所任军职之花式外出收军，英杰归向，一朝开国诸功臣泰半结纳于此时。东谈主材之所由聚，大抵由元忌南东谈主，南东谈主尤多在草泽，特无可与同事之东谈主而未出耳。共灵验死之计，得委果重之东谈主而效命，宜其相踵而至耳。在子兴军中有亲冒矢石之危，且曾为孙德崖军所执而欲加害，有张姓者力止之，乃与子兴所执之德崖交换释还，此皆幽微时之不恶棍有天幸也。
既得应天，拥有江南数郡之地，斯时应付三方，其于华夏，则纯恃契机。元之兵虽窥败，若得肯奉职之将，究以朝命征调，国威震慑，绝非倡乱者所易敌。脱脱以丞相督师，一平芝麻李如拾芥，再攻张士诚，几下其都高邮州城，以谗去，士诚乃避免。前平芝麻李时，李余党遁东谈主濠州，脱脱遣贾鲁围濠，亦几陷，贾鲁忽以暴疾卒，围解，否则郭子兴一军亦无噍类，太祖或与并尽矣。脱脱亦已非元臣之知大体者，然尚有为元用命之心，元帝信谗窜逐之，后惟荒淫无谈，邪僻用事。刘福通赤军四出，其将关先生、破头潘、冯长舅、沙刘二、王士诚趋晋、冀，普遍山西，分出京东，毁上都宫殿，上都为元世祖始都，即今多伦地。从此元帝无北巡之事，陷辽阳，直抵高丽；白不信、大刀敖、李喜喜趋关中，陷兴元，今汉中南郑。东谈主凤翔，为察罕帖木儿所破，乃东谈主蜀，又分陷宁夏、灵武诸边地；毛贵出山东北犯，元义兵万户田丰亦降福通，遍陷山东诸郡，合毛贵逼畿辅，顺帝至议幸驾，遍征四方兵东谈主卫；福通自出没河南北，取宋旧都为韩林儿都，宋之名号行于中国者泰半。元之国势如斯，自无暇复问江左，惟义兵中有察罕一军，力遏赤军，由陕东下，破宋都，又平山东，几欲荡定华夏，骎骎南下。太祖亦已遣使通好，察罕报书而留使不遣。未几，察罕为降东谈主田丰等所刺死，子扩廓仍统其军，来归前使。其时元命户部尚书张昶、郎中马同谋来授太祖为江西行省平章政治，太祖以察罕已死，不撤职，杀马同谋，留张昶用之。扩廓虽能继察罕之事，而与察罕同起事者不服，又元将之稍能军者孛罗帖木儿昼夜与扩廓相攻，以故太祖终无北顾忧。逮孛罗挟元帝薄情见诛，元亦不可为矣。此所谓予太祖以契机者也。
至陈友谅、张士诚二敌，实为太祖翦除之资。太祖起淮西，士诚起淮东；太祖取集庆，士诚取平江。江左一隅，同期分占，旁收列郡，所在战役。友谅则在长江上游，以池、太之间为兵冲。以军力言，陈悍于张；以战事言，张繁于陈。常情必悉力于张矣，太祖则知张为自守虏，陈锐于展拓，急攻张则陈必合而相图；急攻陈，张不遽合，黄雀伺蝉较缓，故反诱友谅速来。友谅与太祖将康茂才有旧，茂才亦新自集庆降太祖，太祖使其以愿为内应诱友谅直趋建康。当是时，友谅来侵，势张甚，欲迎敌，则虑其偏师缀我，乘建康之空乏，顺流捷下，覆我根柢，诸将至有议求和者。太祖与刘基方案，诱其深东谈主，设伏以待于境，大破之。士诚自惧，不敢动。此以筹略胜也。既乘胜略定上游列郡，而士诚又自淮东攻安丰，今寿县。时韩林儿之汴都为察罕所破，刘福通挟以退安丰，太祖虑士诚得安丰则难制，急救安丰，刘基劝戒，不听。士诚将吕珍已攻杀福通，太祖击退珍，取林儿归置滁州，弃安丰不守，为元将竹昌等所剿袭，亦听之。友谅先据龙兴，为江西要塞，至是已降太祖，友谅急攻之，朱文正、邓愈等力守不下，太祖自安丰归后救之，大战鄱阳湖中。史载太祖危而获济，有刘基促太祖易舟免炮击、周颠用洞元术祭风、张中预克决胜时日诸异迹，此皆不足深论。惟太祖于胜后谢刘基，谓：“不听劝戒，从事安丰，使友谅不顿兵于洪都，太祖取龙兴，更名洪都。后改南昌。直取建康，则旭日东升。”此则亦微有幸运也。友谅以此役中流矢死，其太尉张定边自军中挟友谅之子理回武昌，僭帝号，来岁亦降。于是士诚益窝囊为。士诚先以其弟士德为太祖所获，士德为略取浙西最有劲之东谈主，被擒，大衰颓。太祖欲留士德招士诚，士德密通讯士诚，令降元以图建康，不食而死。士诚因去号受元官，又不成守臣节，后平江既破，家属自焚死，士诚亦投缳，其伯仲皆不屈。友谅、士诚皆平，方国珍自降，于是克福建，陈友定徇节服毒死，徐达等北伐，遂东谈主大都，元帝北遁。是年，太祖始建元洪武，克大都，则洪武元年之八月庚午也。先是，上年十月，既平张士诚，即议北伐，常遇春谓：“南边已定，军力过剩，直捣元都，都城既克，余皆建瓴而下。”太祖曰：“元定都百年，城守必固，悬师深东谈主，顿于坚城之下，馈饷不继，援兵四集，非我利也。先取山东，撤其屏蔽；旋师河南，断其两翼；拔潼关而守之，据其户槛。寰宇场合，东谈主我掌执，然后进兵元都，彼势孤援绝，不战而克。既克元都，饱读行而西，云中、九原以及关、陇，可席卷而下。”于是北伐以山东为始。洪武元年二月，山东悉平，移师河南，四五月间，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送款，阿鲁温即察罕帖木儿之父也。迭克陕、虢，遂取潼关，关中诸将李想皆、张良弼辈西窜。声援已绝，非常元都，太祖谕徐达：“克城之日，毋劫掠，毋焚荡，毋妄杀东谈主，必使市不易肆，民安其生，凡元之宗戚，皆善待之。”以闰七月规取河北，兵不留行，拒战甚少。是月二十七日丙寅，遂东谈主通州，元主宵遁。八月二日庚午，师至元都皆化门，即填濠登城而东谈主，仅执杀监国宗室淮王帖木儿不花、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等数东谈主，封府库及图籍宝物，故宫殿门，以兵守之，宫东谈主妃主，令其宦寺护视，命令士卒无侵暴，东谈主民安居。是为明祖代元有国之日。就《明史》言，以洪武纪元为始；就历代汗青系统言，则以大都克后为元亡，乃成并吞之明帝国也。
其开国之兵事，虽不成截清于元亡夙昔，然亦大致已定。此后成两种事状：一、迅扫之余孽；二、真切之驻防。平汉、平吴、平闽，已略叙于前。元之两广，广东属江西行省，广西属湖广行省，广西又辖海北海南谈及播州安抚司，盖以南边荒服视之也。平汉之后，已取江西、湖广两行省，然未暇遽问两广。至吴元年，即至正二十七年，十月，始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取广西。而取广东则海谈为便，故于平闽之师既取福建沿海诸郡，即移水师东谈主广东，事在洪武元年，即至正二十八年。二月，广西稍有战事，广东则元左丞何真保境归降。何真亦由义兵起，平诸郡乱，元遂授以江西行省之广东左丞，有威惠，为众所归，知明祖之能定中国，兵至即降。取广东之师在后，而广东反先平，会湖广之师定广西，真之力也。两广之平，亦在洪武元年之秋，与北伐克元都为同期。至蜀与滇，仅能自守，不测于境外之事，故至洪武四年此后平夏，洪武十四五年此后平滇。此皆有征无战，以不嗜杀之心俾定于一远程。朔方则大都下后，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。方据山西，奉元帝诏图回话，出兵攻大都。徐达不与迎敌，委大都于守将孙兴祖、华云龙，先本奉诏东谈主山西，元年十一月，王保保兵由雁门缘边向北平，明取大都，更名北平。达军乘虚取太原，保保还救，又大北，保保走甘肃，山西遂平。二年三月，移兵东谈主陕西，时陕西直辖甘肃境，其兵皆察罕同起之李想皆所统，雄兵以次削平，或降或斩，至是年八月，陕西悉平。惟保保东谈主甘肃后，拥兵塞上，犹时常扰西北边。三年正月，再命徐达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、汤和等大兴师肃除沙漠。六月，大破保保兵，禽故元王公贵官一千八百余东谈主，士卒八万四千余东谈主，马驼杂畜巨万计。保保挟配头奔和林，而元主于四月丙戌崩于应昌，子爱猷识里达腊嗣。元主为宋少帝东谈主元后所生之子，生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，距宋太祖开国之年为第六庚申。先是相传宋太祖因陈抟有“怕听五更头”之言，故全宫中四更末即转六更，终宋世皆然。六更者，更饱读将尽，作繁声以结之，谓之虾蟇更。宋祖未悟更之为庚，后于第五庚申而元世祖即位，越十七年而灭宋，第六庚申而顺帝生，遂以亡元，仍为汉东谈主所得。帝北遁之次年，太行隐士葛溪权衡作《庚申外史》著其事。明祖诏书中亦称顺帝为庚申君；又诏宁王权编《通鉴博论》，直书瀛海外妇之子，绵延宋末六更之谶。清代学者颇主此说，全谢山并详考《元史》中，帝之生于塞外，及文宗徙之高丽，再徙广西，谓非明宗之子，帝即位，追封其生母迈来迪后及以皮绳马尾拴召虞集之事，佐证明多，非汉东谈主想宋而托为此言以自慰也。爱猷识里达腊早为太子，嗣位于应昌，时李文忠追元主，克兴和，取开平，兴和、开平皆在宣府。开平为元之上都，非今滦州之开平。闻元主崩，疾趋应昌，元嗣主再北遁和林，用王保保自辅。文忠获元帝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东谈主，得宋元历代册宝等物，驼马牛羊无算，穷追至北庆州而还，又降元兵民数万。王保保辅元嗣主，屡扰边。五年正月，再命徐达等北征。五月与王保保战，败绩，死数万东谈主，自是明兵不复大举出塞。八年，王保保卒。元嗣主攫取相寻，十余年而五易其主。自二十年平海西，元左丞纳哈出降，元无复处分中国劳动，亦遂去帝号而称汗。终明之世，时而允从，时而扰乱，甚而九边开采，解严之岁较稀。凡此皆濠、滁起事以来，以武勘乱之余波，故虽延及洪武年间，仍附于开国夙昔之武事，以明其所谓随即得之者如斯。
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轨制自有史以来，以元代为最无轨制，随即得之，随即治之。当其辉煌之日，亦有勤政爱民，亦有容纳士医师一二见谈之语，然于久安长治之范例，了无措意之处。元以军力显，试不雅《元史·兵志》，止有金军、补军、调军、遣军之法，别无养军、练军之法，是仍裹胁趋利之故技，其它非所问也。元以兵耀长时，于兵之无轨制且然，其它刑罚、食货，一切舒缓，所谓无规矩而信离娄之明、公输子之巧，无六律而任师旷之聪者也。明承纲纪荡然之后，损益百代，以定有国之规，足与汉唐相等。唐所定制，宋承之不敢逾越；明所定制，清承之不敢过差，遂各得数百年。明祖开国边界，惟《纪事本末》立有专篇，欲录之不胜录也，且即尽录之，亦尚未足见太祖轨制之真相也。史载一朝之轨制，各为专志，古东谈主言：“读史要能读志。”此说是矣，然即读志而仍未能了然也。今于明祖创意所成之轨制，于史志除外，略举他书，畅通解释之，见明祖司理寰宇之意。以一二端为例，学者可循是以求之。
国之兴亡系于财之丰耗，阜财者，民也；耗财者，军也。此就经制之国用言。至若无谈之毒害，如土木、淫祀、私恩设官、后宫滥赏，一切不如法而东谈主东谈主知为弊政者，不在接洽之列。先言民事。
《食货志》：太祖籍寰宇户口，置户帖、户籍，具书名、岁、居地，籍上户部，帖给之民，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。及郊祀，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，荐之天，祭毕而藏之。其视户籍之重如斯。洪武十四年，诏寰宇编赋役黄册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，余百户为十甲，甲凡十东谈主，岁役里长一东谈主，甲首一东谈主，董一里一甲之事，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。凡十年一周曰排年，在城曰坊，近城曰厢，乡都曰里。里编为册，册首总为一图。鳏寡孑然不任役者，附一甲后为畸零；僧谈给度牒，有田者编册如民科，无田者亦为畸零。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。册凡四：一上户部；其三则布政司、府、县各存一焉。上户部者册面黄纸，故谓之黄册，年终进呈，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，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东谈主、御史二东谈主、户部主事四东谈主厘校讹舛。其后黄册只具文，有司纳税编徭则利己一本，曰白册。
按此段又见《范敏传》。为敏所定之法，翰墨略同。惟文意当申言之，云：“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。”又云：“黄册年终进呈，岁命绐事中、御史、主事等官厘校讹舛。”则十年造册，乃年年有所窜改，阅十年而清造一次，非十年中不动也。其后黄册为具文，自指太祖以后。当太祖时，户部与司、府、县均直管此册，并郊祀荐天。黄面以充御览，遣科谈司官负厘校之责，若有发觉飞洒诡寄之弊，干连者众，况兼常在御览之中，夫子视此为邦本，荐于郊祭。其后，造册之制，由清袭用而延至至今，惟黄册早为具文，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恉矣。
洪武四年九月丁丑，帝以郡县吏每额外征收，命有司料民田，以田多者为粮长，专督其乡钱粮。粮万石，长副各一东谈主，输以时至，得召见，语合，辄蒙擢用。八年十二月，并定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，许纳铜赎罪。
按明粮长之制，屡革屡复而终革，原其为制，非永制也。始以定里长之法而革粮长，以里长代之，旋又复。景泰间，革湖广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处粮长。自都北京后，南粮运谈太远，宣德间改军民兑运，民运止达淮安瓜洲，兑与卫所官军，输送至北，粮长更无召见之路。其后非官累粮长，即粮长扰民，革之犹不尽，时常赖臣工条列其弊，以禁令为之救助远程。然在太祖定法，则以此为皇帝自与东谈主民亲接之一端，见之史者，如《孝义·郑濂传》，濂以粮长至京，帝问治家长久之谈，对曰：“服从祖训，不听妇言。”帝称善。据《今言》，洪武时又有诏寰宇民年五十以上来朝京师，访民波折，有才能者拔用之；其大哥欠亨治谈，则宴赉而遣之。自是来者日众。二十六年，诏免寰宇耆民来朝，则见《本纪》。此则来者任其自愿，不消其言，亦邀宴赉，其来遂无限度，久而不得其益，乃罢之。此皆惟太祖可行之制。充太祖亲民之意，不欲专就选士俊士中求言，绝非其后帝阍难扣之象，而一时浮收中饱，惠泽不下之弊，早不禁而自绝矣。
《元通鉴》：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，吴下令禁种糯稻，以塞造酒之源。
洪武元年，太祖初立国，即下令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，栽桑、麻、木棉参半亩，十亩以上倍之。麻，亩征八两；木棉，亩四两；栽桑，以四年起科。不种桑，出绢一匹；不种麻及木棉，出麻布、棉布各一匹。此农桑丝绢所由起。九年，定布绢与米麦相折之价。
按此用《食货志》文。据《杨想义传》，为想义任户部尚书所请定。那时四方军事正亟，而劝课之为尤亟如斯，虚伪听其萧索或任种有害之物之理。
十四年，上加意重本抑末，下令：农民之家，许穿纟由纱绢布；务贾之家，止许穿布；农民之家，但有一东谈主为商贾者，亦不许穿纟由纱。出《农政全书》。十八年，谕户部曰：“东谈主皆言农桑衣食之本，然业本必先于黜末，自什一之涂开，奇巧之技作，于是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，一女躬织而万夫待衣，欲民之毋贫，得乎？朕想足食在于禁末作，足衣在于禁华靡，宜令寰宇四民，各守其业，不许游食，苍生之家不许衣锦绣。”出《洪武宝训》。
按阜民以检朴为始，治世皆然，何论国难。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导民，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归一，不自厌其质朴也。姑就《纪事本末》所载者证之，至正二十六年时太祖尚称吴王。六月，命有司访求古今竹素，因谓侍臣詹同等有曰：“每于宫中无事，辄取孔子之言不雅之，如'节用而爱东谈主，使民以时’，真治国良规。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。”十二月，以来岁为吴元年，建庙社，立宫室，已巳，典营缮者以宫室图进，太祖见锻练奇丽者命去之，谓中书省臣曰：“千古之上，茅茨而圣，雕峻而亡。吾检朴是宝，民力其毋殚乎？”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，新内三殿成，曰奉天、华盖、谨身。傍边楼曰文楼、武楼。殿之后为宫，前曰乾清，后曰坤宁，六宫以顺序列，皆朴素不为饰。命博士煎鼎类编古东谈主行事可为模仿者，书于壁间；又命侍臣书《大学衍义》于两庑壁间。太祖曰：“前代宫室，多施绘制；予用此备夙夜不雅览，岂不愈于舟青乎？”是日，有言瑞州出文石，可甃地。太祖曰：“敦崇俭朴，犹恐习于奢华，尔不成以检朴之谈事予，乃导予侈丽！”言者惭而退。洪武元年三月乙酉，蕲州进竹簟，命却之，谕中书省臣曰：“古者方物之贡，惟服食器用，无玩好之饰；今蕲州进竹簟，未有命而来献，寰宇闻风，争进奇巧，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，其勿受。”仍令四方：“非朝廷所需，毋得妄献。”八月，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，应用金者特命以铜为之，有司言：“费小不足惜。”上曰：“朕豪阔四海，岂吝于此？然所谓俭约者，非身先之，缘何率下？且奢侈之原，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。”十月甲午，司天监进元所置水晶刻漏，备极机巧，中设二木偶东谈主，能按时自击钲饱读。上览之，诏侍臣曰：“废万几之务，尽心于此，所谓作有害害有益也。”命傍边碎之。先是至正二十四年，平汉后，江西行省以友谅镂金床进，太祖不雅之，谓侍臣曰：“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耶？一床工巧若此，其余可知，食前列丈，安得不亡？”命毁之。十二月已巳，上退朝还宫，太子诸王侍，上指宫中隙地谓之曰：“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不雅之所，诚不忍重伤民力耳，昔商纣琼宫瑶室，寰宇怨之；中语帝欲作露台，惜百金之费，那时物阜民丰。尔等常存儆戒！”六年十一月，潞州贡东谈主参。上曰：“东谈主参得之甚艰，毋重劳民，往者金华进香米，太原进葡萄酒，朕俱止之，国度以养民为务，奈缘何口腹累东谈主？”命却之。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。太祖惟领先恭俭，此后立法以整皆一国，则东谈主已以朴为荣，以华为辱矣，况复有功令在耶！其中如毁元宫刻漏一事，此亦中国巧艺不发扬之原因；但使明祖在当天，亦必以发展科学与世界争长，惟机巧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，若玩好则仍禁之，固两不各别，决不因物资端淑而遂自眩其耳目。
二十年，命国子生武淳中分行寰宇州县，随粮定区，区设粮长四东谈主，衡量地亩方圆，次以字号，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，编类为册，状如鱼鳞，号曰鱼鳞图册。先是黄册之制，以户为主，详具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之数，为四柱式；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，诸原、坂、坟、衍、下、湿、沃、瘠、沙、卤之别毕具。于是以鱼鳞册为经，凡土田之讼质焉；黄册为纬，凡赋役之法定焉。其有质卖田土者，备书其税粮科则，官为籍记之，于是始无产去税存之患。
鱼鳞区图之制，为田土之最要底册，明祖创之，清代仍用，然在江南则有之，江苏之江北即不成皆具。要之，此法沿自明代，今列国之所谓地皮台帐，即此法也。明于开国之初，即遍遣士东谈主周行寰宇，大举为之，风格之伟大无过于此，经界由此正，产权由此定，奸诈无所用其暗射之术，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。那时未措意科学，而尽心民事者自与之暗合；苟不勤民，即科学发扬，东谈主自不消，此以见政治科学即由勤政精想以得之耳。
又以华夏田多零星，命省臣议，计民授田，设司农司，开治河南，掌其事。临濠之田，验其丁力，计亩给之，毋许兼并。朔方近城地多不治，召民耕，东谈主给十五亩，蔬地二亩，免租三年。每岁，中书省奏寰宇垦田数，少者亩以千计，多者至二十余万。官给牛及耕具者，乃收其税；额外开荒者，永不起科。设司农司在三年五月，时中书省犹未废，故志文如斯。二十六年，核寰宇土田，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，盖骎骎无弃土矣。
以上两节皆《食货志》文。再证以传记中事实，《循吏·方克勤传》：洪武四年，以方克勤为济宁知府，时华夏初定，诏民开荒，阅三岁乃税，吏征率不俟期，民以诏旨不信，辄弃去，田复荒。克勤与民约，税依期，区田为九等，以差等征发，吏不得为奸，野以日辟。盖虽有诏，而奉行仍赖良吏，惟贤有司得行其志。可见诏旨未始不信，但吏奸宜戢耳。至二十六年而奏大效，殆仍以贤有司不易得乎？克勤，方孝孺之父也。
不雅明祖之劝课农桑，作养廉俭，已足藏富于民矣。夫其军事方亟，雄兵四出，取寰宇而并吞之，华夏略定，又有出塞大举，加以百废待举，建官署，设兵卫，坛庙宫殿，城垣仓庾，学校贡举，颁爵制禄，时当始创，虽洪武中世，兵事粗定，而需费广博，取于民者似扼制缓，且那时专仰田赋，盐律例借开中以代转运，不为努项之所取盈。乃自吴元年起，不息免征，正在军事旁午之际，至十三年，并普免寰宇田租，其余部分之蠲免，且有一免累数年者。盖足国之要在垦土，有土此有财；丰财之要在自克其欲，移奢侈品于私欲者以供国用，则虽用军之际，不但军给而并时常有以惠被兵之民，此为定寰宇之根柢。兹汇举明祖开国时蠲赋之事略如下：
至正二十五年，常遇春克赣州。汉将熊天瑞守赣，常加赋横敛民财，偏执降，有司请仍旧征之，太祖曰：“此岂可为额耶？”命亟罢之，并免昨年秋粮之未输者。《元通鉴》。
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。正月乙未，谕中书省：“太平、应天诸郡，吾创业地，供亿最劳。”戊戌，下令：“免太平租二年，应天、镇江、宁国、广德各一年。”
五月，令：“徐、宿、濠、泗、寿、邳、东海、安东、襄阳、安陆等郡县，及自今新附之民，皆复田租三年。”
六月戊申，赐民本年田租。自五月旱，减膳素食，及是日大雨，群臣请复膳，乃有是令。
洪武元年正月甲申，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东谈主往浙西核实田亩，谕中书省臣曰：“兵革之余，郡县版籍多亡，今欲司理以清其源，无使过制以病吾民。夫善政在于养民，养民在于宽赋。其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以定钱粮，此外无令有所妄扰。”
按此出《纪事本末》。据《明史·章溢传》，处州田赋，以军兴加至十倍。至是对持。又《刘基传》，处州粮对持，视宋制犹亩加五合，惟青田不加，太祖曰：“使伯温乡里世世为好意思谈也。”处州非浙西也，元之浙西谈廉访司辖杭、嘉、湖、严、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各属地。《食货志》：“初，太祖定寰宇官民田赋，凡官田，亩税五升三合；民田，减二升；重租田，八升五合五勺；没官田，一斗二升。惟苏、松、嘉、湖，怒其为张士诚守，籍诸豪族及富民田觉得官田，按私租簿为税额，而杨宪为司农卿，又以浙西肥沃，亩加二倍，故浙西官民田赋视他方倍蓰，亩税有二三石者。大抵苏最重，嘉、湖次之，杭又次之。”志文如斯。盖至是始遣铸等往核，其后迭有轻减，而至今犹为田赋独重之地。太祖以喜怒用事，是其一失，然究是关于偏隅，其大体固能藏富于民，深合治谈也。
二月乙丑，射中书省定役法。上以立国之初，筹谋兴作，恐役及穷人，乃议验田出夫。于是省臣议：田一顷，出丁夫一东谈主，不足顷者，以别田足之，名曰均技巧。寻编应天十八府州、江西九江、饶州、南康三府均技巧图册。每岁农隙，赴京供役三旬日，遣归。其田多而丁少者，以佃东谈主充夫，而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；非佃东谈主而计亩出夫者，亩资米二升五合。
按此为古法。地与丁皆民所应输于国，至清代康、雍两朝，摊丁于地，始不复计丁，而东谈主口亦愈难统计矣。
闰七月，诏免吴江、广德、太平、宁国、和、滁水旱灾租。
二年正月庚戌，诏曰：“朕淮右布衣，因寰宇乱，帅众渡江，保民图治。今十有五年，荷天眷佑，悉皆勘定。用是命将北征，皆、鲁之民，馈粮给军，不惮沉，朕轸厥劳，已免元年田租，遭旱，民未苏，其更赐一年。顷者，雄兵平燕都，下晋、冀，民被兵燹，困征敛，北平、燕南、河东、山西本年田租，亦予蠲免。河南诸郡规复，久欲惠之，西北未平，师过其地，是以未遑。今晋、冀平矣，西抵潼关，北界大河，南至唐、邓、光、息，本年税粮悉除之。”又诏曰：“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宣城、广德，去岁蠲租，遇旱，惠不附近，其再免诸郡及平常州本年租税。”
三年三月庚寅朔，诏免南畿、河南、山东、北平及浙江、江西广信、饶州本年田租。是月戊戌，蠲徐州、邳州夏税。
四年正月戊申，免山西、浙江被灾田租。二月，免太平、镇江、宁国田租。五月，免浙江、江西秋粮。八月甲午，免中都、扬州、淮安及泰、滁、平常等州田租。十一月，免河南、陕西被灾田租。
是年十二月，汉中府知府费震坐事逮至京师。震，鄱阳东谈主，以贤慧征为吉水知州，有惠政，擢守汉中。岁凶多盗，震发仓粟十余万石贷民，约以秋成收还，民闻皆来归，邻境民亦争赴之。震令占宅利己保伍，籍之得数千家。上闻其事，曰：“此良吏也，宜释之觉得牧民者劝。”越二年，证明钞局提举，擢震任之。十一年，帝诏吏部曰：“履历为常流设耳，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。”超擢者九十五东谈主，而拜震户部侍郎，寻进尚书，降服定丞相、御史医师岁禄之制，出为湖广布政使，以老致仕。此从《明通鉴》及《震本传》辑。明祖用东谈主，以能勤民事者为圭臬，寰宇当然多循吏，而乱后之民得苏息矣。
五年六月，振山东饥，免被灾州县田租。又自五月至七月，凤翔、平凉二府雨雹，伤豆麦，诏免其税。又苏州府崇明县水，诏以所报恐未尽，令悉免之。八月，免通州、海门县被水田租。十月，免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、广德诸郡县田租。
场所报灾，不予驳查，反恐所报未尽，令免通县之税，民斯劝矣。此下太祖蠲赋在各场所者不概列，以省烦复。
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，雷震谨身殿。己亥，免寰宇田租。
按修德以消天变，古来政论如斯。果能修德，自有益于民生，即恒以天变为警动而为之，仍盛德事也。中语、景之世，恒有赐民数年田租之事。明祖当寰宇初定，已能如斯，非自处于撙节以爱养寰宇，缘何得之？
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，广平府吏王允谈言：“磁州产铁，元时置官，岁入百余万斤，请如旧。”帝曰：“朕闻王者使寰宇无遗贤，不闻无遗利。今军器不乏，而民业已定，有害于国，且重扰民。”杖之，流岭南。
明祖时常以言利为非君王之体，至杖浮言利者。就明代言之，万历间言利之细东谈主蜂起，矿使四出，无矿而指为矿，以讹索破民之家，则与太祖开国之法意正各别。《食货志》：“徐达下山东，近臣请开银场。太祖谓：'银场之弊，利于官者少，损于民者多，不可开。’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，帝曰：'地皮所产，有时而穷，岁课成额，征银无已，言利之臣，皆戕民之贼也。’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，以通宝路。帝黜之。”此皆洪武年间之事。不害民就是以利国，深合中国圣贤遗训。万历时尽反其所为，货财积于宫中，民穷为乱，外祸乘之，一代兴亡之龟鉴如斯。
二十年九月，户部言：“寰宇税课，视旧有亏，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。”上曰：“商税多寡，岁有不同，限以定额，岂不病民？”不许。
税额按连年裁夺，令必如额，尚非甚病民也，而明祖且不许。万历间，税监四出，无税者起税，无所谓额，寺东谈主横行，有司稍计民命，即奏予重谴，坐牢有至十余年者。前后相较，兴亡之故了然。
二十七年三月庚戌，上谕工部曰：“东谈主之常情，饱则忘饥，暖则忘寒。卒有不意，将缘何备？比年以来，时岁颇丰，然驻防之计不可不早。其广谕民间，如有隙地，熏陶桑枣，益以木棉，并授以种法，而蠲其税。岁终具数以闻。”
按军兴时以食为急，种糯米恐其酿酒，则禁之。及是时岁丰食足，上年二十六年，已核垦田至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，骎骎世界无弃土，乃于足食之外，计赡其衣被之需，及丰其制造耕具之木植。明祖可谓尽心民事矣。且桑、枣、棉之田免税，其余裕又足以惠民。此制直至清末，吾乡田亩，尚有免赋之桑枣田，各乡各图皆有此种田额些许，其实已不种桑枣。其乡有公正之董事，以此为场所公产，否则为豪强所擅有之无粮田。盖良法盛意，日久间有废弛，然其初时德意不可忘也。又苏州最称赋重，太仓旧本属苏，亦在重赋之列，清中世以后，以地多产棉，遂援《赋役全书》中棉田免税之例，请得蠲减。此皆沿旧时明制之惠。其后蚕丝为输出之大批，民间以种桑利厚，不拘桑枣地之免税，虽仍纳普通田税，亦愿种桑。至各县之桑枣额田，今未知其存否矣。
是年八月乙亥，遣国子监生疏行寰宇，督修水利。上谕工部曰：“湖堰陂塘，可蓄泄以备旱潦者，因地势修之。”复谕诸生曰：“周时井田制行，有潴防沟遂之法，故虽遇旱潦，民不为灾。秦废井田，沟洫之利尽壤，于是因川泽之势，引水溉田而水利兴，惟有司奉行不力，则民受其患。今遣尔中分行郡县，毋妄兴工役，毋掊克吾民。”寻给谈里费遣之。来岁冬，河渠之役，各郡邑交奏，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，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，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。水利既兴，田畴日辟，一时称敷裕焉。
此与上洪武二十年定寰宇鱼鳞图册，均遣国子生而不遣仕宦，是明初以社会之事任用学生之成绩。水利为农田根柢，今寰宇旧有之堰闸皆坏，河渠失修，旱潦之患，动辄数沉为一灾地。明祖于寰宇初定，世界大举为之，建设之伟，无过于此。
明初用国子监生为此两大事，皆以世界为量，以民生为本。可知其求于士者，绝非后此溺于八股之意。又有一事不错互证者，二十五年秋七月，岢岚州学正吴从权、山阴教谕张恒绐由至京师，上问民间波折。皆对曰：“职在课士，民事无所与。”帝怒曰：“宋胡瑗为苏湖熏陶，其教兼经义治事；汉贾谊、董仲舒皆起田庐，证明时务；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，且教武臣言事。今既集朝堂，朕亲询查，俱无以对，志圣贤之谈者固如是乎？”命窜之真切，榜示寰宇学校觉得模仿。此事见《纪事本末·开国边界》篇，而《明史》则载《门克新传》内。太祖之期待学校师生本意如斯。
次言军事：
《明史·兵志序》：“明以武功定寰宇，革元旧制，自京师达于郡县，皆立卫、所，外统之都司，内统于五军都督府，而上十二卫为皇帝亲军者不与焉。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，调卫所军领之。既旋，则将上所佩印，官军各回卫所。盖得唐府兵遗意。”夫所谓得唐府兵遗意，后东谈主于唐府兵之本意，初不甚了然，即于明之兵制，亦沿其流而莫能深原其本。即如唐以藩镇割据而亡，此在玄宗夙昔虚伪是事之牙蘖。唐之府兵，一变而弓广骑，此不外宿卫改用募士耳，犹之明于永乐间改立三大营，景泰中又改团练营，皆不外京营之变迁。至唐变方镇而开割据之门，明变募集而成民变之祸，则皆纯乎忘其本矣。今惟由明之卫所军以窥见唐之府兵，且知明与唐之初制，其养兵皆不消耗财，而兵且兼有生财之用，兵制之善，实无以复加。此不可不稍详其轨制，觉得谈中国兵事者作一大参考也。
第一，先考明卫所兵是否即唐之府兵。
《新唐书·兵志》：“初，府兵之置，居无事时，耕于野，其番上者，宿卫京师远程。若四方有事，则命将以出，事解辄罢，兵散于府，将归于朝。故士不自在，而将帅无执兵之重，是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。”据此文，即知与《明兵志》文适合。
第二，再考明卫所兵饷械之所出是否与唐府兵之制同。
《唐兵志》：“凡府三等：兵千二百东谈主为上，千东谈主为中，八百东谈主为下。府置折冲都尉一东谈主，左、右果毅都尉各一东谈主，长史、兵曹、别将各一东谈主，校尉六东谈主。士以三百东谈主为团，团有校尉；五十东谈主为队，队有正；十东谈主为火，火有长。火备六驮马。凡火，具乌布幕、铁马盂、布槽、钟、镢、凿、碓、筐、斧、钳、锯皆一，甲床二，镰二；队具火钻一，胸马绳一，首羁、足绊皆三；东谈主具弓一，矢三十，胡禄、横刀、砺石、大觽、毡帽、毡装、行滕皆一。麦饭九斗，米二斗，皆自备，并其介胄戎具，藏于库。有所征行，则视其东谈主而出给之。其番上宿卫者，惟给弓、矢、横刀远程。”又云：“军有坊，置主一东谈主，以调查户口，劝课农桑。”据此文，兵一东谈主至亡、一队，皆有应自备之粮食及器用，而此外又有介胄戎具，则不在内。其尚未能明了者，此所备之时限，是否为每一年期所纳之数。既劳其力为兵，又令自备各具与粮，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国度所给，即以此代租税为出征时之用，而平常之给养自仰于田之得益，不待言也。不雅其军中置有坊主以调查户口，劝课农桑，可知军有军之户口农桑，绝与无田无宅借饷以生涯之兵不同。至介胄戎具出自何所，《唐志》皆未言明。此则证以明制，则知皆出于兵之所供，而兵之能供此费，皆由应纳之钱粮，有具粮械以纳者，尚有如民田所应纳之租者在，此应据明制而推知者也。
《明史·兵志》：“太祖下集庆路，为吴王，罢诸翼统军元戎，置武德、龙骧、豹韬、飞熊、英武、广武、兴武、英武、鹰扬、骁骑、神武、雄武、凤翔、天策、振武、宣武、羽林十七卫亲军疏导使司。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、平章、元戎、总管、万户诸官号，而核其所部兵，五千东谈主为疏导，千东谈主为千户，百东谈主为百户，五十东谈主为总旗，十东谈主为小旗。寰宇既定，度要害地，系一郡者设所，连郡者设卫，大率五千六百东谈主为卫，千一百二十东谈主为千户所，百十有二东谈主为百户所，所设总旗二，小旗十，大小连比以成军。其取兵，有从征，有规复，有谪发。从征者，诸将所部兵，既定其地，因以留戍；规复，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；谪发，以罪迁隶为兵者。其军皆世籍。此其大较也。”
定军卫法，《本纪》不载，《纪事本末》系之洪武元年二月，《洪武圣政记》则系之元年正月。《刘基传》：“太祖即皇帝位，基奏定军卫法。”则可知自若元年之初，且此为刘基所奏定。《圣政记》亦云然。
初定之兵数，较洪武元年所定之数略少，非少也，初定时，但定军制，不决军籍，故止计兵数，官长不在内。洪武元年所定，则以卫系籍，兵与官皆附卫为籍，世世不改，则并计东谈主数而较增加耳。附籍之后，受地执业，有室家，宗子孙。一家之内，为军及官者一东谈主；其余东谈主丁，官之子弟为舍东谈主，兵之子弟为余丁，既为出缺时充补，又为正兵及官调发时或勤操练时执耕稼之事。于是兵非浮浪之东谈主，充兵非蹧跶之业，养兵非毒害之事矣。其受地执业之制，出于屯田。明之初制，无军不屯。此卫所之根柢轨制，亦即府兵之根柢轨制也。
《食货志》：“屯田之制：曰军屯，曰民屯。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，寓兵于农，其法最善。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，惟康茂才绩最，乃下令褒之，因以告诫将士。洪武三年，中书省请税太原、朔州屯卒，命勿征。来岁，中书省言：'河南、山东、北平、陕西、山西及直隶、淮安诸府屯田，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；自备者十税三。’诏：'且勿征，三年后，亩收租一斗。’六年，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：'宁夏境内及四川，西南至船城，东北至塔滩，相去八百里，土膏沃，宜招集流亡屯田。’从之。是时，遣邓愈、汤和诸将屯陕西、彰德、汝宁、北平、永平，徙山西、真定民屯凰阳。又因海运饷辽，有溺死者，遂益讲屯政，寰宇卫、所、州、县军民皆事垦辟矣。其制：侨民就宽乡，或募集，或罪徙者为民，皆领之有司；而军屯则领之卫所。边地，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；内陆，二分守城，八分屯种。每军受田五十亩，为一分，给耕牛、耕具，教树植，复租赋，遣官劝输，诛侵暴之吏。初，亩税一斗。三十五年定科则：军田一分，正粮十二石，贮屯仓，听本军自支；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。”
《明史》以屯田为田赋之一种，故入《食货志》，此史馆诸臣之不瞩目于兵事也。今详为推考，不但知明代兵制之善，并知唐代府兵之真意。又史臣以屯田为《食货志》中一事，故民屯与军屯相杂，其言民屯乃侨民开荒，固为足食之一事；军屯则既可不弃地利，又能使国无养兵之费，而兵有保卫场所之实。夫责兵以卫民，曰汝职务宜然，此以花式相责，非以身家之锐利相共也。兵为无产之东谈主，受甚薄之绐养，而为有产之东谈主作保险，其势不可必恃，来不知其所从，去不知其所向，此种雇倩无根之东谈主而假之以刀兵，习之以战阵，谓能使见利而不起盗心，见害而不想苟免，是以劳役待兵，而又以圣贤望兵也。东谈主受田五十亩，兵有产矣；一家占为此籍，兵与场所相共矣，既无从出没为非，更不成恝视身家所在之地。国必有兵，兵必有制。明兵制之善，史臣不成施展之，此亦书生之不明世务也。
当洪武之世，致力于兴举屯政，然不急于升科，以坚其企业之意。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则，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，斥革以后之编年矣。军田一分即五十亩，纳正粮十二石，每亩合二斗四升，是为其受产之包袱。贮屯仓听本军自支，所支者兵之月粮，又为其受役之报酬。考明之兵饷，《食货志·俸饷》类：“寰宇卫所军士月粮，洪武中，令京外卫马军，月支米二石，步军，总旗一石五斗，小旗一石二斗，军一石，城守者如数绐，屯田者半之，民匠放逐者八斗，牧马千户所一石，民丁编军操练者一石，江阴、横海水军梢班碇手一石五斗。葬送病故军绐丧费一石，在营病故者半之。籍没免死放逐者，谓之恩军，家四口以上一石，二口以下六斗，无家口者四斗。又绐军士月盐，有家口者二斤，无者一斤。在外卫所军士以钞准。”据此，则一年支粮十二石为军饷原则，马军、水军较有例外加增，但是少数。惟军为屯军，则利在田业，饷额减半。据军屯分派成数，边地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；内陆二分守城，八分屯种。其三七与二八，并非指定七成或大致之军永为农民，仅仅三军中轮替抽出三成或二成专任军役，如是则恒有七大致之兵可在农亩，即恒有七大致之兵只需半饷。夫七大致半饷之兵，是即等于三四成额军不需绐饷也。以三四成余剩之额饷，绐二三成城守之额兵，实余额饷一二成，为官长及马兵、水兵等之加额，及上司官之俸绐，皆过剩裕，而军械亦括于其中。据唐府兵之制而互证之，不错了然矣。惟边地屯种之军，成数较少，设粮秣不足，运购尤艰，明初更立“中盐”一法，与筹饷相辅而行。盐既开中，又兴商屯，既绐军，又开荒，孔子所谓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不伤大体”。真谋国之至计也。
《食货志》：“有明盐法，莫善于开中。洪武三年，山西行省言：'大同粮储，自陵县运至泰和岭，路远甚烦，请令商东谈主于大同仓东谈主米一石，太原仓东谈主米一石三斗，给淮盐一序文。凡大引四百斤，序文二百斤。商东谈主鬻毕，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讼事缴之，如斯则转运脚省而边储充。’帝从之。召商输粮而与之盐，谓之开中。其后各行省边境，多招商中盐，觉得军储，盐法边计，相辅而行。四年，定中盐例，输米临濠、开封、陈桥、襄阳、安陆、荆州、归州、大同、太原、孟津、北平、河南府、陈州、北通州诸仓，计谈里近远，自五石至一石有差。先后增减则例不一，率视时缓急，米直潦倒，中纳者利否，谈远地险，则减而轻之。编置勘合及底簿，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，商缴粮毕，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，赍皆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。转运诸司亦有底簿，此照勘合相符，如数摄取。鬻盐有定所，刊诸铜版。犯私盐者罪至死，伪造引者如之，盐与引离，即以私盐论。”
按《史·志》文微有含混，明初中盐，当系令商运官粮赴迢遥之地，粮入仓后，绐商盐引，赴产盐所在之官署，仍纳盐之场价，领盐赴销盐之地，照官定岸地出售。商东谈主习于转输，以运粮之劳费，易得盐引为报酬，领盐又加运盐之劳费，运至销盐之岸，官为订价，使商有可图之利。又计销盐之地，民欲得盐，所必需之费，可胜包袱者，而定其价，期不病食盐之民，而有益于运盐之商，即更有益于待饷之兵。至国度所课盐利，仍在官定场价之中，并不因商之开中而有加损，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。惟洪武四年之则例所定如是，故一序文二百斤之盐，至少需中米一石；谈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。是可知其纯以运脚计较，非以米价计较也。至云：“先后增减则例不一，率视时缓急，米直潦倒，中纳者利否，谈远地险，则减而轻之。”其中有“米直潦倒”一项，则是令商纳米矣。此其后改则例之所定。故《志》文又云：“宣德三年。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仕宦军匠粮饷不支，条上蓄意策，言：'中盐旧则太重，商贾少至，请更定之。’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，召商纳米。”明一代米价无甚变动，至其末造，俸饷折价，尚以银一两作米二石。洪武至宣德初，中盐之米，额数多寡大异，盖则例屡改，纳米之法亦不同，《史》漏未叙明也。其后至弘治时，废中盐之法，令商以银纳课，边储遂乏，说见下。
《食货志·屯田》下云：“明初，募盐商于各边开中，谓之商屯。迨弘治中，叶淇变法，而开中始坏，诸淮商悉撤业归，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，边地为墟，米石直银五两，而边储枵然矣。”《叶淇本传》：“淇居户部六年，直亮有执，能为国度惜财用，每廷议用兵，辄持不可。惟变开中之制，令淮商以银代粟，盐课骤增至百万，悉输之运司，边储由此空寂矣。”
中盐之法，军守边，民供饷，以盐居其中，为之重要，故曰开中。其始但令商司运，既而改则例直令纳粟，盖又兴商屯之法，指边之空地，军所垦不尽者，令商得兴屯，所获之粟，即以输边，易引以贩盐。商更无远谈运粮之费，而有领地营垦之利，国度则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，又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。开中法废，商不需屯，淮商固弃垦而归淮，西北商之业淮盐者，亦徙家于淮。以专务纳课贩盐，盐遂与边储无涉，而多集课银，徒供暴君污吏之奢侈品。边备既虚，转饷一事，劳扰寰宇，而仍不应急，火热水深，铤而走险之祸遂以亡明。此其眼力，但见一时见金之充积，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，仍以济边，妨屯弃地，购粟运远，已万万不偿所失，况一得见金，徒长奢费，不复急顾边储，非至边军窘急，不筹营救。而奢费既开，更无复归检朴之日，谓亡明之因即种于此，无不可也。
中盐之制本起于宋，宋不心疼，觉得有得有失。明中盐之为善法，正在商屯，老师业盐之商，信国度之功令，盐垦兼营，不趋歧径。那时近淮之豪民怂恿变法，不任饷边之劳，而欲占行盐之利，以增课之说动叶淇，淇以乡情而中其说。《明史》不祥其原委，今更以《明通考》补说明之。
《续通考》：“弘治五年八月，令两淮等盐引俱召商开中，纳银类解户部太仓，以备边储。初，各边开中商东谈主招民垦种，筑台堡自相保聚，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。成化间，始有折纳银者，然未始著为令也。至是户部尚书叶淇，淮安东谈主，《淇本传》，山阳东谈主。盐商皆其亲识，因与淇言：'商东谈主赴边纳粮，价少而有远涉之虞；在运司纳银，价多而得易办之利。’淇然之。内阁徐溥，淇同庚最厚，淇遂请召商纳银运司，类解太仓，分绐各边，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，视国初米值加倍，明初中盐每序文，未详纳米些许，宣德初觉得重，而改为至多二斗五升。时米值每石不外银五钱，纳银至三四钱，可得米七八斗矣，故曰'视国初米值加倍’也。而商无远运之苦，一时太仓之银，累至百余万。然赴边开中之法废，商屯撤业，菽粟翔贵，边储日虚矣。”
华钰《盐策议》曰：“洪武、永乐时，内陆大贾争赴九边，垦田积粟，以便开中。朝中暮支，价平息倍，商乐转输，边免飞挽，士饱马腾，缓急有备，策至良也。岁引初无定额，皆资主客兵饷，从边庾受券，不令轻纳盐鹾司也。自司农叶淇为淮商地，此淮商盖不安于屯垦者。输盐一引，输粟二斗五升，轻请增额，准改折色，径于运司上纳，于是每引纳银三钱五分，或四钱二分。又令客商谓非淮商。无见盐，淮商在淮有场产盐，在边则有屯产粟，故有见盐。许本场买补，西北商即客商。胥内徙便转贩，而边计大坏。今正引虽仍赴边中，余课悉如淇议矣。正引仍赴边中者，原额二斗五升之值仍解边也。余课悉如淇议者，增纳之银，均由运司解户部太仓也。屯废而边缺粟，粟价大增，而解以从前之价，如边计何？”
由以上两头，见明初之民事军事轨制，纯以地皮与财政相权，有生财，无耗财。凡以养兵而病国者宜深鉴之。《续通考》：明初制，在外戎马满是屯兵，官俸兵粮，皆出于是。帝尝曰：“吾养兵百万，要不费苍生一粒米。”故京师屯田，有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者。
史家之言轨制，具在各志。今专提民事军事之与财政重迭者留神言之，实以民生之与国计为维系不亡之根柢。此外就各志言轨制历数之如下：
《志》第一《天文》。《志》第二《五行》。
以上两《志》，不关轨制，其学科亦各有专门，当别为测度，不东谈主此课本。
《志》第三《历》。
历法在明代，实仍元旧，而开参用阳历之端。太祖始为吴王，于元至正二十七年，改称吴元年，十一月乙未冬至，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刘基等上戊申大统历，戊申为来岁洪武元年。《大统历》为明一代历书之名，其法实仍元之《授时历》，但用《大统》为历名，觉得一代之制远程。洪武元年，改太史院为司天监，又置回回司天监。回回司天监，本元旧有，元《历志》：“世祖至元四年，西域札马鲁丁撰进《万年历》，世祖稍颁行之。”此为《回回历》行于中国之时。时元未并宋，在中国只行于朔方。此历当是用回回法之阴阳合历。《元史》谓《万年历》已不传，无以明其详状。但《回回历》以彼国之年为纪元之始，开国之日为元旦，其纪元在唐武德五年，其第一元旦为阴历六月三日。明自置回回司天监，后于洪武三年，与司天监均改为钦天监。三十一年，又罢回回钦天监，以其历法隶本监，分为四科：曰天文，曰漏刻，曰回回，曰历。盖回回历与各占一科耳。正德以后，始觉用《授时历》法连推日食皆分歧，议改而未成，惟以《回回历》供《大统历》参考。万历末，上帝教徙利玛窦等始来中国，受其学者始议修历，直至崇祯末始定新历法为《大统历法》，未扩充而明亡，遂为清之《时宪历》所取用矣。
《志》第四《地舆》。
明之领土远逊于元，元除属地雄壮无伦不计外，其辖于中书省及行省者，尚非明之所能尽有。元之为省十二，中书省一，行中书省十一。其中书省及辽东行省，明已不全，其岭北行省、征东行省，明盖无之。明世界俗称两京十三省，北京、南京两辖境皆称直隶，余分十三区，各设布政司，即两直隶与十三布政司也。其建置沿革事属专门，不东谈主此课本。
《志》第五《礼》。
礼之为用，制节谨度，纳民轨物，凡有国者所同，孔子所谓“与奢宁俭”，此为为国以礼之本意。前于民事中已见大略。其余俟礼学专门测度。至帝制时之郊庙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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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朝觐山陵，多非当务之急。官民阶层，今亦难为区别。至为苍生定制，《志》文虽未几，亦在礼学专门范围。《志》第六《乐》。《志》第七《仪卫》。《志》第八《舆服》。
以上三《志》，乐属专门；仪卫、舆服乃帝制时间之物，因帝制时间而繁复，今当并东谈主礼法而言，亦俟专门肄之。
《志》第九《选举》。
明选举之法有四，末流专重科目，险些止有科举取士、铨选任官两事。四为：一、学校，二、科目，三、荐举，四、铨选。
学校之制，至明而始普及，且为经制之普及。古时只须国粹、郡县学；守令得东谈主则兴，去官辄罢。或因尊师而设书院，皆东谈主存政举之事。洪武元年七月，带刀舍东谈主周宗上疏，请寰宇府州县开设学校。上嘉纳之。事见《纪事本末》。周宗史无传，惟《兴宗孝康皇帝传》：“洪武元年正月，立为皇太子，带刀舍东谈主周宗上书乞教太子，上嘉纳。”盖其东谈主专以熏陶为念，每上书皆及此事。而寰宇府州县设学，尤开前古所未有。屡荷嘉纳，亦不闻重用其东谈主，特以带刀舍东谈主言事，可见开国东谈主才之多也。是为寰宇遍设学校之始。太祖特重学校，时常任国粹生为民事奔走世界，说已见前。《续通考》又载：“洪武十六年九月，命给事中及国子生、各卫舍东谈主分行寰宇，计帐军籍。”则清军事亦使国子生疏任之，又不仅民事远程。《志》言：“洪武二十六年，尽擢监生刘政、龙镖等六十四东谈主为行省布政、按察两使及参政、究诘、副使、金事等官。其一朝而重用之至于如斯，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。李扩等自文采、武英擢御史，扩寻改给事中兼皆相府录事，盖台谏之选，亦出于太学。其常调者，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。初以朔方丧乱之余，东谈主鲜知学，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东谈主分教各郡，后乃推及他省，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。太祖虽间行科举，而监生与荐举东谈主才参用者居多，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。”府县学生则以贡东谈主太学。《志》又言：“贡生东谈主监，初由生员遴荐，既命各学岁贡一东谈主，故谓之岁贡。其例亦屡更：洪武二十一年，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差，二十五年，定府学岁二东谈主，州学二岁三东谈主，县学岁一东谈主。”此皆举洪武年岁，见太祖于学校定为造就东谈主才之正路。各布政司以金事为提学官。提学官在职，三岁两试，每试登科生员，府学四十东谈主，州县以次减十。师生月廪食米东谈主六斗，有司予以鱼肉。学官月俸有差。应科举者亦必出自学校，是为学校与科举合一。此终明之世皆然。惟国子监生之不足取重于世，则太祖置学校之本意失矣。
科目沿唐、宋之旧，而稍变其试士之法，专取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命题，仿宋经义，然代古东谈主口吻为之，体用排偶，谓之八股，通谓之制义。据《志》所言，代古东谈主口吻而用排偶者，谓之八股；其它通谓之制义。则制义不尽用八股体，但仿宋经义，则其本指耳。洪武三年，始设科举，所取之士，宠遇甚厚，乃未几谓：“所取多青年少年，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。”遂令有司察举贤才，而罢科举不消。至十五年复设。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。盖太祖时初未以科举为取士一定之法，其曰后为永制者，乃太祖以后之迁流也。本由唐、宋历代所行，明代专用经义为试文之体，实由心疼宋儒之讲学，欲得如朱、陆大儒之模仿，以矫古科目专尚词赋之弊。在太祖犹为可行可止，常与学校、荐举相参，决不专任科目也。然自专重科目之后，并学校之课程亦聚拢于八股，提学是以试士者皆以八股文为殿最，则科目固不足尽得士之用，学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，此决非明祖所及料。惟遍设学校实始于明。若后世学校之制，参用明祖之意，教以实用之学，使学校不为虚设，而取士则仍凭考试，不以学校之绩分为准，所心疼者在考试，而学校中求得之机械式证书，自无所用之矣。至明科举制中，举东谈主、进士、翰林之面容，乡、会试之年分，典试、同考之派遣，厘正体裁，防杜关节，一切事实，在科举废后，已非必需之常识，专门求之，以订史实，此行过剩力之事也。
荐举一途，在汉为得士独一之路，汉以后亦用之，而参以家世之见，所谓九品中正，设有专官，那时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低品无世族”。此乡举里选之积重也。唐之行科举，正以矫其时弊，在唐尚未尽脱家世求才之习，然终以科举制之加密，而鄙吝登进之路日宽。至宋则为隧谈之考试矣。明承宋后，太祖尽复荐举之法。始克金陵，即辟儒士范祖斡、叶仪；克婺州，召儒士许元、胡翰等日讲经史治谈；克处州，征耆儒宋濂、刘基、章溢、叶琛，至建康，创礼贤馆处之。此皆在太祖起事草创之年，所从荐举之得东谈主已如斯。元至正二十四年，太祖即吴王位，犹称龙凤十年，始建百官，即敕中书省，令州县岁举贤才及武勇主见融会天文之士，间及兼黄历律者。既而严选举之禁，有滥举者逮治之。是为荐举定为轨制之始。吴元年，遣起居注吴林、魏不雅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。洪武元年，征寰宇贤才至京，授以守令。其年冬，又遣文元吉、詹同、魏不雅、吴辅、赵寿中分行寰宇，访求贤才，各赐白金而遣之。三年，开科举。然是年仍谕廷臣曰：“六部总领寰宇之务，非学问博洽才德兼好意思之士，不足以居之，虑有隐居山林或屈鄙人僚者，其令有司尽心推访。”至六年，则又罢科举，别令有司察举贤才，以德行为本，而文艺次之。其目：曰能干耿直，曰贤才正人，曰孝弟力田，曰儒士，曰孝廉，曰秀才，曰东谈主才，曰耆民，皆礼送京师，不次擢用。而各省贡士亦由太学以进。于是罢科举者十年，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。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。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，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。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，以故山林山洞、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，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。耆儒鲍恂、余诠、全想诚、张终年辈，年九十余，征至京，即命为文采殿大学士。儒士王本、杜敩、赵民望、吴源特置为四辅官，兼太子来宾。《职官志》：“洪武十三年正月，诛丞相胡惟庸，遂罢中书省。九月，置四辅官，以儒士王本等为之。置四辅时告太庙，以王本、杜祐、龚斅为春官。杜教、赵民望、吴源为夏官，兼太子来宾。秋、冬官缺，以本等摄之。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，位列公、侯、都督之次。寻亦罢。十五年，仿宋制，置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，又置文采殿大学士以提醒太子，秩皆正五品。二十八年，敕谕群臣：国度罢丞相，设府、部、院、寺以分理庶务，立法至为详善。以后嗣君，其毋得议置丞相，臣下有奏请缔造者，论以极刑。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，兼司平驳，大学士特侍傍边备咨询人远程。”盖此皆于罢中书省后以充补宰相之职者。贤慧郭有谈，秀才范敏、曾泰，税户东谈主才郑沂，儒士赵翥，起家为尚书。儒士张子源、张宗德为侍郎。耆儒刘堉、关贤为副都御史。明经张文通、阮仲志为金都御史。东谈主材赫从谈为大理少卿。孝廉李德为府尹。儒士吴颙为祭酒。贤慧栾世英、徐景升、李延中，儒士张燧、王廉为布政使。孝弟李好诚、聂士举，贤慧蒋安素、蒋正言、张端，文学朱亮为参政。儒士郑孔麟、王德常、黄桐生，贤慧余应举、马卫、许安、范孟宗、何德忠、孙仲贤、王福、王清，能干张富翁、金想存为究诘。凡其显擢者如斯，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。尝谕礼部：“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，征至京师，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，置翰林以备咨询人；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，于六部及布、按两司用之。”盖是时作念官无他途，故时常多骤贵者。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，多至三千七百余东谈主，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东谈主。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，奏对称旨，辄予好意思官。而会稽僧郭传由宋濂荐，擢为翰林应奉。此皆可得而考者也。洎科举复兴，两途并用，亦未始畸重轻。建文、永乐间，犹有内授翰林，外授藩司者，而杨士奇以处士、陈济以布衣遽命为《太祖实录》总裁官。其不拘履历又如斯。自后科举日重，荐举日益轻，能文之士，率由场屋进觉得荣，有司虽数委用贤之诏，而东谈主才既衰，第应故事远程。《志》文所述略如上。东谈主主不消贤之识，亦无求贤之诚，特殊之材遂无以自见，非垂头就场屋试，不成进身，则八股遂为五百年选士之特制矣。
铨选之法，在太祖时不甚重，寰宇不决，求贤求才或许不足，惟必得贤且才者此后用之；既用之后，发觉其非贤或恃才舞弊者，诛戮不少贷，法在必行，冷凌弃可循。《史·志》以铨选为选举之一端，直是其后逐渐缔造，太祖时取销履历，略无铨选成法可言。《志》言：“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，南东谈主官北，北东谈主官南。其后，官制渐定，自学官外，不得官本省，亦不限南北也。”
此为太祖时一种选法，不外隐讳本籍远程。始以南北相避，继则仅避本省，不限南北，学官则并不避本省。
《志》又言：“初，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，且谕：'毋拘履历。’选东谈主有即授侍郎者，而监司最多，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，给事、御史亦初授提高参半。”
此为太祖时又一种选法，以毋拘履历为前提，内而侍郎，外而监司，俱可由选东谈主径得之。其选东谈主则出自进士、监生及荐举三种：进士即科举所得；监生即学校所变成，若今之毕业生；荐举，则凡官皆为举东谈主者，惟滥举则连坐。绐事为谏官，分六科，谓之科臣；御史为言官，分各谈，谓之谈臣。谏官得封驳诏敕，直规君上之失；言官得参论中外，不避贵近之尊。此等清贵之职，亦使初授之选东谈主居半，定为选额，又不比侍郎监司之不为额定矣。
明初用东谈主之不拘履历至于如斯。其是以不开幸门，反能整肃官方者，那时士医师并不因得官之易而勇于奔竞，止有招之不来之患。是何也？一有不尽职，辄遭诛戮，自揣未可幸运，即避之恐后。此当于全史中解析之，备列如下：
太祖定法律，遵用唐律，为一代之制。然于律外又特定《大诰》。洪武十八年，第一次定《大诰》，其目十条，第十条曰：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，其罪皆至抄札。”次年复作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。《刑法志》：“凡三诰所列，杀人如麻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，弃市以下万数，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；苏州东谈主才姚润、王谟被征不至，皆诛而籍其家。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。”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断指，明祖又诛之而籍其家，且因此勒之《大诰》，定为专条，后有似夏、姚、王诸东谈主者，皆诛死籍没。盖既被荐举，即不许遁免，可知时无奔竞之风矣。
太祖时，士医师初以声绩著，此后难免因事诛死者，就《传记》所载，其东谈主已夥，专辑之可成一宗类案。其以功臣典兵有威信，遭忌而致死者，尚不在其列。亦每有发为忠言，惹恼而被戮者，如李仕鲁以辟佛，命武士淬搏之，立死阶下；陈汶辉亦以此忤旨，畏罪投金水桥下死；叶伯巨以言诸王分封太侈，死狱中；王朴以与帝辨是非不愿屈，戮死。如斯之类亦多。
洪武中有大狱四：胡惟庸以宰相谋叛，诛之宜也，而连引至数万东谈主；蓝玉恃功骄纵，已欠妥与谋反同论，死者又数万东谈主，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，别有宅心；其余两案，一为郭桓案，以惩贪墨，死者亦数万东谈主，既而知审刑官希指牵引，又论审刑官极刑；又有空印案，迹近舞弊，坐死者又极众。此两案皆为惩贪杜弊而起，死者如斯之惨，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。再分列之如下：
一、空印案。此案《本纪》未载，惟《刑法志》言：“十五年空印事发。每岁，布政司、府、州、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，以谈远，预持空印通知，遇部驳即改，觉得常。及是，帝疑有奸，愤怒，论诸长吏死，佐贰榜百戍边。宁海东谈主郑士利上书讼其冤，复杖戍之。”《志》以此事为洪武十五年，非也。《方征传》，征以论空印事贬沁阳驿丞，其奏中言：“昨年各行省仕宦以用空印罹重罪。”下又言：“十三年，以事逮至京，卒。”则其贬驿丞在十三年之前，其奏已言昨年，则又在其前。又方孝孺《逊志斋集·先府君行状》，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谪，逾年释归。又以空印事被逮。九年九月，卒于京师。则是九年岁也。又《郑士利传》，士利上书讼空印之冤，乃因星变求言。星变乃九年岁，求言在九年闰九月，皆为空印案在九年之证。《郑士利传》：“兄士元，朴直有才学，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金事。荆襄卒乘乱掠妇女，吏不敢问，士元立言于将领，还所掠。安陆有冤狱，御史台已谳上，士元奏其冤，得白。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，凡主印者论死，佐贰以下榜一百，戍真切，士元亦坐是系狱。时帝方盛怒，觉得欺罔，丞相、御史莫敢谏。丞相之官亦废于十三年，案发在有丞相之日，亦可证非十五年。士利叹曰：'上不知，以空印为大罪，诚得东谈主言之，上圣明，宁有不悟？’会星变求言，士利曰：'可矣。’既而读诏，有假公言私者罪。士利曰：'吾所欲言，为皇帝杀无罪者耳。吾兄非主印者，固当出，需吾兄杖出乃言，即死不恨。’士元出，士利乃为书数千言，言数事，而于空印事尤详，曰：'陛下欲深罪空印者，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。夫文移必完印乃可，今考较书策，乃合两缝印，非一印一纸比，纵得之亦不成行，况不可得乎？钱谷之数，府必合省，省必合部，数难县决，至部乃定。省府去部，远者六七沉，近亦三四沉，册成此后用印，走动非期年不可，以故先印此后书，此权宜之务，所从来久，何足深罪？且国度立法，必先昭示寰宇，此后犯科法者，以其故犯也。自强国至今，未始有空印之律，有司相承，不知其罪，今一朝诛之，缘何使受诛者无辞？朝廷求贤士置庶位，得之甚难，位至郡守，皆数十年所树立融会廉正之士，非如草菅然，可刈而复生也，陛下奈缘何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？臣窃为陛下惜之！’书成，闭门逆旅泣数日。兄子问曰：'叔何所苦？’士利曰：'吾有书欲上，触皇帝怒必受祸，然杀我生数百东谈主，我何恨？’遂东谈主奏。帝览书愤怒，下丞相御史杂问，究主使臣。士利笑曰：'顾吾书足用否耳，吾业为国度言事，自分必死，谁为我谋？’狱具，与士元皆输作江浦，而空印者竟多难免。据士利言杀我生数百东谈主，则坐死之主印主座数百东谈主，其佐贰又数倍之，则亦必有受杖戍边者数千东谈主矣。”
二、郭桓案。《刑法志》：“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，以六曹为祸首，郭桓为诛首。郭桓者，户部侍郎也。帝疑北平二司仕宦李彧、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，自六部左、右侍郎下皆死，赃七百万，词连直省诸仕宦，系死者数万东谈主，核赃所寄借，遍寰宇民，中东谈主之家，大抵皆破。时咸归谤，御史余敏、丁廷举或觉得言，帝乃手诏列桓等罪，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，以厌寰宇心，言：'朕诏有司锄奸，顾反生奸扰吾民。今后有如斯者，遇赦不宥。’”《本纪》：“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，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。”《七卿表》：是年二月，以罪诛者，有礼部尚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、工部侍郎麦至德。盖皆坐郭桓案而死者。麦至德亦以代尚书而见《七卿表》。其余六部侍郎以下，据《志》言多死者，其名不可考矣。此亦明初惩贪之一大狱。
太祖之治污吏，其奉法忘我之略例：《本纪》：“三十年六月己酉，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。”《公主传》：“安庆公主，宁国主母妹，《宁国主传》：“孝慈皇青年。”则安庆亦马后所生之贵主。洪武十四年，下嫁欧阳伦。伦颇犯科，洪武末，茶禁方严，数遣私东谈主贩茶出境，所至绎骚，虽大吏不敢问。有家奴周保者尤横，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，遇河桥巡检司，擅捶辱司吏，吏不胜，以闻。帝愤怒，赐伦死，保等皆伏诛。”《明通鉴》：“初，诏西番通商，始设茶马司于陕西、四川等处，令番东谈主纳马易茶，并严禁私茶出境。时伦奉使至川、陕，辄载巴茶出境买卖，所在不胜其扰。陕西布政司檄所属起车载茶渡河，家东谈主周保索车至五十两，兰县河桥司巡检被捶不胜，诉于朝。上愤怒，遂犯罪，并保等诛之，茶货没东谈主官。以河桥吏能不避权贵，赐敕褒嘉。”又《胡大海传》：“初，太祖克婺州，禁酿酒，大海子首犯之。太祖怒，欲行法，时大海方征越，都事王恺请勿诛，以安大海心。太祖曰：'宁可使大海叛我，不可使我法不行。’竟手刃之。”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，大敌未灭其一，正倚赖武东谈主之时，而犯令必行，扼制宽假如斯。至于马后，患难相依，德性相服，生平恩意极笃，爱婿犯法，诛不逾时，并赏及举发者。所谓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”。信之一字，为治国之根柢，必如是此后破格用东谈主，不开幸门。其后，渐不成执此威柄，则以选政授权吏部，但慎简一吏部尚书，选法自清。又其后，吏部虽得东谈主，仍不胜有劲者无限之委用，则以拈阄杜之，以抽签却之，遂为较自制之选法，而用才之意荒矣。但是宦官宫妾，每取中旨授官，多不由吏部，此则季世之所谓破格，足以召乱亡远程矣。
《志》第十《职官》。
明官制初仍元旧，虽多所更张，而以中书为政本，尚是魏、晋以来之传统。魏、晋以显贵当国，取前代而代之，未取代夙昔，便于独执政权，故以录尚书事之名统辖国政。王肃说《尚书》“纳于大麓”，破麓为录，以附会那时攫取之制。但重臣柄国，亦未始分歧古义。古虽六官并排，实以冢宰为总枢，此则明代所取法也。明兴仍设中书省，置傍边丞相，为省主座。洪武十三年正月，诛丞相胡惟庸，遂罢省。当未罢省时，六部为中书省隶属，丞相正一品，平章政治从一品，傍边丞正二品，参知政治从二品，其下乃为尚书正三品，侍郎正四品。罢省，乃升六部秩，尚书正二品，侍郎正三品。始犹设四辅官，位列公、侯、都督之次。未几，即罢。十五年置大学士，秩正五品，特侍傍边备咨询人远程。政归六部，仿古六官之意，吏部为取东谈主任官之官，职责尤重。二十八年，敕谕群臣：“国度罢丞相，设府都督部尚书院都御史寺列卿以分理庶务，立法至为详善，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，臣下有奏请缔造者，论以极刑。”当是时，以翰林、春坊看详诸司奏启，兼司平驳。是为千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进。御史台古与省对立，明初改台为都察院，与部独立，是为七卿。外官之制，明初下集庆时，承元之旧，亦设行中书省，自领江南行中书省，时在元至正十六年。至正十八年，克婺州，置中书分省，后复略定场所，即置行省，其官惟无丞相，自平章政治以下，略同中书省。洪武九年，改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北平、广西、四川、山东、广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湖广、山西十二行省俱为布政使司，凡行省原有平章政治、傍边丞等官均罢，改参知政治为布政使。十五年，增置云南布政司。明世界区域为两直隶十三布政司。盖自永乐以后幸驾北平，北平为北京，遂以北京所属府州县为北直隶。永乐十三年，又添设贵州布政司，遂成两直隶十三布政司，俗称两京十三省。初置司与六部均重，布政司东谈主为尚书侍郎，副都御史每出为布政使。正宗以后乃无之。
每布政司所辖，举世循元旧，犹称为省。省之主座，为都、布、按三司，都即都疏导使司，布即布政使司，按则按察使司也。元肃政廉访使，其初原称提刑按察司，各辖沿途，各行省共分二十二谈，皆隶于御史台，直隶内台者八谈，称内谈；隶江南行御史台者十谈；隶陕西行御史台者四谈。明初，下集庆时。置提刑按察司，以王习古、王德为金事。时盖设官而未设使。吴元年，置各谈按察司，设按察使。十四年，置各谈分司。十五年，又置寰宇府州县按察分司，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东谈主为试金事，东谈主按二县，凡仕宦贤否，军民利病，皆得廉问纠举。今各府州县城多有察院原址，或里巷以察院为名者。各处志书载额编留支钱粮，尚有察院门子等名色。十六年，尽罢试金事，设定副使及金事，多寡从其分谈之数。二十九年，定分四十沿途，此为其后分谈之始。唐分寰宇为十谈，乃最大之分区制，即为最高之外官。元廉访使亦分谈，即按察使之职。明以谈为按察分司，后又以布政使之参政、究诘亦分谈，遂均称谈臣。清初尚因之，清中弃，直以谈为监司，不属两司佐贰矣。而按察使为各省之主座，与都、布并称三司。
《志》第十一《食货》。
《食货志》为一代搭理之政，国之命根子在是，前已言之。太祖时老成用财，率寰宇以俭之谈，略已见前。其其后之变迁虚伪，别见后各篇。
《志》第十二《河渠》。
河自北宋时由北决而南，为大患数百年。至元末，贾鲁始定汇淮东谈主海，明初亦常有小决，为河患之常。太祖时未有大举。运河，以帝都在南，太祖时亦无所瞩目，惟以水利兴农，洪武中修凿之迹具详《志》文。最伟之举，在二十七年分遣国子生及东谈主材遍诣寰宇，督修水利，已具前。
《志》第十三《兵》。《志》第十四《刑》。
以上两《志》，兵之精义已具前。太祖用刑颇酷，说亦见前。惟所刑皆仕宦，而非虐民，斯为承大乱之后，得刑乱重典之意，虽非盛德事，而于邦本无伤，亦且深有整饬之效也。
《志》第十五《艺文》。
此非轨制，可不必东谈主本课本。但应知明《艺文志》，乃专载明一代之文章，其于前代图书存佚，不敢料定。目次家于此《志》功用较微。
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一、命相与废相太祖自下集庆后，自领江南行省平章与元戎府元戎，时犹以一官自处。元至正二十四年，太祖为吴王，始定官制，仿元制设中书省，以李善长为右相国，徐达为左相国。吴元年，至正二十七年。官制尚左，改善长为左，达为右。达方连年统兵，平汉平吴取华夏，实不与省务。洪武元年，改相国为丞相，直至四年，皆由善长独相。四年正月，善长致仕，以汪广洋为右丞相，徐达以左丞相仍统军，旋为大将军西征，广洋独相。至六年，降级广东参政，而胡惟庸代之，惟庸独相。至十年九月转左，仍以汪广洋为右丞相。至十二年十二月，以御史中丞言刘基为惟庸毒死，帝问广洋，对曰：“无有。”帝怒其一又欺，贬广南，寻赐死。十三年正月，惟庸以谋反发觉，诛，遂罢中书省，定制不置丞相。明之有相，惟李善长、徐达、汪广洋、胡惟庸四东谈主任之，其理省事者实止善长、广洋、惟庸三东谈主。善长自太祖略地滁阳时迎谒，与语大悦，留掌秘书，俱攻滁州，既下，即任咨询，预机务，主馈饷。太祖威声日甚，诸改日归者，为太祖察其材，而布太祖款诚，并调护其鉏铻。郭子兴中浮言，疑太祖，欲夺善长自辅，善长固谢弗往。太祖师行所克，取郡邑，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，民不知兵。军机进退，奖惩章程，有所招纳，则为书词；自将征讨，则命居守。定榷盐、榷茶诸法，制钱法，开铁冶，定鱼税，饶益国用，而民不困。又裁定律令，奏定官制，帅礼官定朝野礼节轨制。又监修《元史》，编《祖训录》、《大明集礼》。祭祀、封建、爵赏，事无巨细，悉委善长，与儒臣谋议之，为功臣第一，比之萧何，为真宰相。昌盛既极，帝稍厌其骄，以病致仕，恩礼尚隆，复以公主归其子。洪武十年，与李文忠并命总中书省、大都督府、御史台，同议军国大事。十三年，胡惟庸伏诛，善长以与相厚，他坐党死者众，而善长以功大，免，又十年，卒诛之。广洋依违无大建白。惟庸始以才当帝意，曲谨市宠，独相数年，大为奸利。徐达、刘基均觉得言，会基病，帝遣惟庸以医往，遂以毒中之。与善长相结，以兄女妻其从子佑。善长耄年，竟以惟庸谋反牵染死，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。洪武间四大狱，连坐动至数万东谈主，惟庸狱最早发，延十余年，其狱始竟，不可不稍详之。
洪武初，帝有厌李善长意，欲易相，《史·刘基传》：“初，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，基言善长勋旧，能协调诸将。太祖曰：'是数欲害君，君乃为之地耶？吾行相君矣。’基顿首曰：'是如易柱，须得大木，若束小木为之，且立覆。’及善长罢，帝欲相杨宪，《明通鉴考异》以此文为史有误，宪被诛在三年七月，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，帝欲相宪，当在其前。谷氏《明纪事本末》觉得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。《基行状》叙帝责善长、基论相，皆在元、二年间。宪素善基，基力言不可，曰：'宪有相才，无相器。夫宰相者，持心如水，以义理为权衡，而己无与者也。宪则否则。’帝问汪广洋，曰：'此褊浅殆甚于宪。’又问胡惟庸，曰：'譬之驾，惧其愤辕也。’帝曰：'吾之相，诚无逾先生。’基曰：'臣疾恶太甚，又不耐繁剧，为之且孤上恩。寰宇何患无才，明主尽心求之，刻下诸东谈主，诚未见其可也。’后宪、广洋、惟庸皆败。”
《基传》又云：“来岁，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。基佐定寰宇，简直如斯，性刚嫉恶，与物多忤。至是还隐山中，惟饮酒弈棋，口不言功。邑令求见不得，微服为野东谈主谒基，基方濯足，令从子引东谈主茆舍，炊黍饭令。令告曰：'某青田知事也。’基惊起，称民，谢去，终不复见。其韬迹如斯，然究为惟庸所中。初，基言瓯、括间有隙地曰谈洋，南抵闽界，为盐盗薮，方氏所由乱，请设巡检司守之。奸民弗便也。会茗洋逃军反，吏匿不以闻，基令宗子琏奏其事，不先白中书省，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，挟前憾，使吏讦基，谓谈洋有王气，基图为墓，民弗与，则请立巡检逐民。帝虽不罪基，然颇为所动，遂夺基禄。基惧东谈主谢，乃留京不敢归。未几，惟庸相，基大戚曰：'使吾言不验，黎民福也。’忧愤疾作。八年三月，帝亲制文赐之，遣使护归，抵家疾笃，以天通知授子琏曰：'亟上之，毋令后东谈主习也。’又谓次子璟曰：'夫为政宽猛如轮回。现在之务，在修德省刑，祈天永命。诸形胜要害之地，宜与京师威望联接，我欲为遗表，惟庸在，有害也。惟庸败后，上必想我，有所问，以是密奏之。’居一月而卒，年六十五。基在京病时，惟庸以医来，饮其药，有物积腹中如拳石。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，并谓其毒基致死云。”子琏，字孟藻，有文行。洪武十年，授考功监丞，试监察御史，出为江西参政。太祖常欲大用之，为惟庸党所胁，堕井死。
按由衷之躲避韬迹，非饰为名高也，亦非矫强也，盖惧祸耳。《历朝诗集·刘由衷小传》云：“公负命世之才，丁胡元之季，沈沦下僚，筹策鉏铻，哀时愤世，几欲草莽自屏。然其在幕府，与石抹艰危其事，遇知已效驱驰，行动歌诗，魁垒抑扬，使读者偾张兴起，如欲奋臂出其间者。遭受圣祖，佐命帷幄，列爵五等，蔚为宗臣，斯可谓舒服大行矣。乃其为诗，悲穷叹老，慨气幽忧，昔年高涨硉矹之气，澌然无有存者，岂古之大东谈主志士，义心苦调，有非旗常竹肓不错测量其浅深者乎？呜呼，其可感也！”本此眼力读公遗著，可知大东谈主志士，惟在浊世为特意气发舒，舒服大行则皆忧危之日。其不知忧危者，必为胡惟庸、蓝玉之流；知忧危者，则公及汉之张良是也，而公犹且不尽免祸，读史诚可感矣。然以国度合座而论，当始创之后，而无检制功臣老将之力，东谈主东谈主挟其随即之烈以骄贵，权贵纵横，民生凋敞，其国亦不可久也。功臣遭戮，千古叹汉、明两祖之少恩，其实亦汉、明开国之功，是以能速就耳。公《史·本传》又言：“基虬髯，貌修伟，粗野有大节，论寰宇抚慰，义形于色。帝察其至诚，任以心膂，每召基，辄屏东谈主私语俄顷，基亦自谓不世过，各抒所见。遇急难，勇气情愿，磋磨立定，东谈主莫能测；暇则证明王谈，帝每恭已以听，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，曰：'吾子房也。’又曰：'数以孔子之谈导予。’顾帷幄语秘莫能详，而世所传为神奇，多阴阳风角之说，非其至也。”公于阴阳风角之说，《史》觉得非其至，其实可云达东谈主嗜奇之一蔽。谈洋王气之谗，正以公有术数之长，而动帝听。公之料事奇中，解放正大之学问所养成之识力，于阴阳风角何预？使果有秘术，缘何谈洋奏请设官，不成驻防其讦；惟庸医来下毒，不成先烛其奸？临死使其子上天通知，毋使后东谈主温习，诚悔之耳。
《奸贼·胡惟庸传》：“惟庸，定远东谈主。归太祖于和州，太祖用计拔和州，奉郭子兴檄总其军，事在至正十五年。授元戎府奏差，寻转宣使，除宁国主簿，进知事，迁吉安通判，擢湖广金事。至正二十四年，陈理降，始设湖广行省。吴元年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进本寺卿，《纪事本末》：惟庸故起家宁国令，时太师李善长秉政，惟庸赠给善长黄金二百两，得召入为太常卿。洪武三年，拜中书省参知政治，已，代汪广洋为左丞。六年正月，右丞相广洋降级广东行省参政，帝难其东谈主，久不置相，惟庸独专省事。七月，拜右丞相，久之进左丞相，复以广洋为右丞相。自杨宪诛，帝以惟庸为才，宠信之，惟庸亦自励，尝以曲谨当上意，宠遇日盛。独相数岁，生杀黜陟，或不奏径行，表里诸司上封事，必先取阅，害己者辄匿不以闻，四方躁进之徙，及功臣武夫黩职者争走其门，赠给金帛名马玩好，不可胜数。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，自若言于帝，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，为福寿所发。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，久之基病，帝遣惟庸挟医视，遂以毒中之。基死，益无所忌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，以兄女妻其从子佑。学士吴伯宗劾惟庸，几得危祸，自是势益炽。其定远旧宅，井中忽生石笋，出水数尺，谀者争引符瑞，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，皆夜有火光烛天，惟庸益喜自夸，有异谋矣。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，擅乘传，帝怒责之曰：'华夏兵燹之余，民始复业，籍户买马，重荷殊甚，使皆效尔所为，民虽尽鬻子女，不成给也。’责捕盗于代县。代州，洪武二年降为县，八年二月复升为州。平凉侯费聚降服抚苏州军民，日尝酒色。帝怒，责往西北招降蒙古，无功，又切责之。二东谈主大惧，惟庸阴以权益胁诱二东谈主。二东谈主素戆勇，见惟庸用事，密相交易，尝过惟庸家饮，酒酣，惟庸屏傍边，言：'吾等所为多犯科，一朝事觉，如何？’二东谈主益惶惧。惟庸乃告以己意，令在外蚁集军马。又尝与陈宁坐省中，阅寰宇军马籍，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，曰：'吾有所用尔也。’太仆寺丞李存义者，善长之弟，惟庸婿李佑父也。惟庸令阴说善长，善长已老，不成强拒，初不许，已而依违其间。惟庸益觉得事可就，乃遣明州卫疏导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。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，请兵为外应。事皆未发。会惟庸子驰马于市，坠死车下，惟庸杀挽车者，帝怒，命偿其死，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，不许，惟庸惧，乃与御史医师陈宁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，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。十二年九月，占城来贡，惟庸等不以闻，中官出见之，东谈主奏，帝怒，敕责省臣，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，而微委其咎于礼部，部臣又委之中书。帝益怒，尽囚诸臣，穷诘主者，未几，赐广洋死，广洋妾陈氏从死。帝询之，乃东谈主官陈知事女也。愤怒曰：'没官妇女，止给功臣家，文官缘何得给？’乃敕法司取勘。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。来岁正月，涂节遂上变告惟庸。御史中丞商暠，时谪为中书省吏，亦以惟庸秘籍告。帝愤怒，下廷臣更讯，词连宁、节。廷臣言节本预谋，见事不成，始上变告，不可不诛，乃诛惟庸、宁并及节。惟庸既死，其反状犹未尽露。至十八年，李存义为东谈主首告，免死，安置崇明。十九年十月，林贤狱成，惟庸通倭事始著。二十一年，蓝玉征沙漠，获封绩，善长不以奏。至二十三年五月经发，捕绩下吏，讯得其状，逆谋益大著。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交易状，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、费聚、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。帝发怒，肃除逆党，词所连及，坐诛者三万余东谈主，乃为《昭示奸党录》晓示寰宇，遭灾蔓引，迄数年未靖云。”
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东谈主，洪武功臣各本传中可辑也。其以名德特宥者，《宋濂传》：“长孙慎，坐胡惟庸党，帝欲置濂死，皇后太子力救，乃安置茂州。”《孝义·郑濂传》：“胡惟庸以罪诛，有诉郑氏交通者，吏捕之，伯仲六东谈主争欲行，濂弟湜竟往，时濂在京师，迎谓曰：'吾居长，当任罪。’湜曰：'兄大哥，吾自往辨。’二东谈主争东谈主狱。太祖召见曰：'有东谈主如斯，肯从东谈主为逆耶？’宥之，立擢湜为左究诘。”宋濂为太子师先后十余年，太子敬礼之，言必称师傅。以濂学术，实为开国儒臣之首。而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，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皆有传，仅乃得免。惟庸诛后十年，而李善长见法时，复有牵染。靖宁侯叶升之以胡党伏诛，更在洪武二十五年。所谓坐诛者三万余东谈主，其名何可胜考。此为明初第一大狱。
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，诏书编之《祖训》，略云：“自古三舆论谈，六卿分职，不闻缔造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虽多贤相，然其中多庸东谈主，擅权乱政。今罢丞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，分理寰宇庶务，事皆朝廷总之。以后嗣君，毋得议置丞相，臣下敢以此请者，寘之重典。”太祖以置相为秦以来事，古三舆论谈不任职，六官任职而无统辖之柄，政治由君上亲裁，此法自亦不谬。以帝非怠政之君，而中书省为万几之所集，作奸者有专擅而无分掣，遂成惟庸之祸，故半上落下如斯。盖帝好便给任事之才，不欲用以谈自尊之士，若刘基即终不成深倚，其故可知。至庸东谈主作恶之久，非谋逆无掩盖之法，寰宇初定，戎马之士，反测易生。废相以后，嗣君能稍勤政，必无奸雄专弄之权。此太祖之特识也。然勤政正未易言，太阿倒持，终不可免，权相之外，又有权阉，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。
二、峻法与遵法明初用刑之峻，若《大诰》三编，若胡惟庸、蓝玉、郭桓、空印等四案，驭勋贵仕宦特严。《大诰》于所定《大明律》之外，指定要求，处以极刑，其目有十：曰揽纳户，曰安保过付，曰诡寄田粮，曰民东谈主经该不明物，曰洒派抛荒田土，曰倚法为奸，曰空引偷军，曰黥刺在逃，曰仕宦长解卖囚，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，罪至抄札。书成，颁之学宫以课士，里置塾师教之。狱囚有能读《大诰》者，罪减等。一时寰宇有讲读《大诰》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东谈主，皆赐钞币遣还。未几，复定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，时惩元季贪冒，徇私灭公，立法务为严峻，于赃吏尤重绳之，其引子：“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，必穷搜其原，而寘之重典。”凡三诰所列，杀人如麻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，弃市以下万数。其《三编》稍宽宏，然所列进士、监生罪名，自一犯至四犯者，犹三百六十四东谈主，幸不死还职，率戴斩罪给事。
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。蓝玉一案，亦明初大狱，兹补述之。《史·蓝玉传》：“玉，定远东谈主，开平王常遇春妇弟。初隶遇春帐下，临敌勇敢，所向皆捷，遇春数称于太祖，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金事。洪武四年，从傅友德伐蜀。五年，从徐达北征。七年，帅兵拔兴和。十一年，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，禽其酋。来岁，封永昌侯，食禄二千五百石，予世券。十四年，以征南右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，滇地悉平，益禄五百石，册其女为蜀王妃。二十年，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，纳哈出降，还至亦迷河，悉降其余众。会冯胜有罪，收大将军印，命玉行总兵官事，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，移屯蓟州。时顺帝孙脱古想帖木儿嗣立，扰塞上。二十一年三月，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，出大宁，至庆州，谍知元主在哺养儿海，间谈兼程，进薄其营。敌谓我军乏水草，不成深东谈主，又大风扬沙，昼晦，军行敌无所觉，猝至前，大惊迎战，败之，杀太尉蛮子等，降其众。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，玉以精骑追之不足，获其次子地保奴、妃公主以下百余东谈主，又追获吴王朵儿只、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东谈主，男女七万七千余东谈主，并宝玺、符敕、金牌、银印诸物，马驼牛羊十五万余，焚其甲仗聚集无算。奏捷京师，帝大喜，赐敕褒劳，比之卫青、李靖。又破哈剌章营，获东谈主畜六万。师还，进凉国公。来岁，命督修四川城池。二十三年，施南、忠建二宣抚司叛，命玉讨平之。又平都匀安抚司、散毛诸洞，益禄五百石，诏还乡。二十四年，命玉理兰州、庄浪等七卫兵，以追逃寇祁者孙，遂略西番罕东之地，土酋哈咎等遁去。会建昌疏导使月鲁帖木儿叛，诏移兵讨之，至则都疏导瞿能已大破其众，月鲁走柏兴州，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，送京师诛之，而尽降其众，因请增置屯卫。报可。复请籍民为兵，讨朵甘、百夷。诏不许，遂胜仗。”
以上节《玉传》所叙玉之业绩。当其北伐已建殊勋，敕书褒劳，而封国改梁为凉，赐券而镌其过。见下。在玉为武东谈主，不修行检，不成怨上之寡恩。逮平湖广诸土司，益禄而即诏还乡，昭示以功遂身退之义。玉若稍有学养，正激流勇退时，不错无多求矣。乃以西南多事，复升引之。既有功，复欲蔓延兵事，请讨朵甘、百夷。朵甘地为青海，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、平缅等司。诏不许而胜仗，亦其时朵甘、百夷初不为患也。帝之不欲轻启边衅，识高于玉，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骄贵，亦可知矣。乃复愤愤争功，在英主之朝，宜其取祸，然至诛夷灭族，坐党者万五千东谈主，则亦太过，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。
《玉传》又云：“玉长身赤页面，饶勇略，有大将才。中山、开平既没，数总雄兵，多建功。太祖遇之厚，寝骄蹇自恣，多蓄庄奴假子，乘势暴横。尝占东昌民田，御史按问，玉怒，逐御史。北征还，夜扣喜峰关，关吏时常纳，纵兵毁关东谈主，帝闻之不乐。又东谈主言其私元主妃，妃惭，自经死。帝切责玉。初，帝欲封玉梁国公，以过改为凉，仍镌其过于券。玉犹不俊，侍宴语倨傲，在军擅黜陟将校，进止自专，帝数谯让。西征还，命为太子太傅，玉不乐居宋、颍两公下，宋国公冯胜，颍国公傅友德。曰：'我不胜太师耶？’比奏事，多不听，益怏怏。二十六年二月，锦衣卫疏导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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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玉谋反，下吏鞫讯，狱辞云：'玉同景川侯曹震、鹤庆侯张翼、舶胪侯朱寿、东莞伯何荣何真子。及吏部尚书詹徽、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，将伺帝出藉田举事。’狱具，族之。列侯以下，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。手诏晓示寰宇，条列爰书，为《逆臣录》。至九月，乃下诏曰：'蓝贼为乱，谋泄，族诛者万五千东谈主。自今胡党、蓝党，概赦不问。’胡谓丞相惟庸也。于是元功老将接踵尽矣。凡列名《逆臣录》者，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。”史家叙此事，云下吏鞫讯，狱辞云云，狱具，悉诛之。其意谓狱吏所具之文如是，其为事实与否，未可定也。《明通鉴》则据明代私家记录言：“初，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，言于皇太子曰：'臣不雅燕王在国，阴有不臣心。又闻望气者言，燕有皇帝气，殿下宜审之。’盖玉为常遇春妻弟，而皇太子元妃常氏，遇春女也。太子殊不测，而语啧啧闻于燕王，遂衔之。及太子薨，燕王来朝，颇言诸公侯纵恣犯科，将有尾浩劫掉忧。上由是益狐疑功臣，不数月而祸作。”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，乃四月二十五日。燕王等来朝，在正月壬寅，乃正月二十四日。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诛蓝玉，即二月初旬日，越四日己丑，即颁《逆臣录》。其间经密告鞫讯，当更需时，玉之祸作，不得即在二月。至八月，《本纪》又书燕王等来朝。上年太子薨后，不书燕王复来朝。燕王处北平，颇任边事，亦决不成正月来朝，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，又或许以太子死一岁间再朝。则所言或许尽信，或进言猜忌功臣，不必在太子身后耶？此等记录，皆足为功臣抵抗之近况。《明通鉴》又云：“蓝玉之狱，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，玉不服，徽叱令速吐实，毋遭灾东谈主，玉大叫徽即臣党，遂并坐。”此语出《名山藏·臣林记》，亦皆抵抗于那时之事者所为。《明史》詹徽附其父同《传》，但言性险刻，李善长之死，徽有劲焉。蓝玉坐牢，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，并坐诛。且《玉传》徽之与玉谋变，为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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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告，非录囚时所攀。囚攀问官，明是狡供，以此并坐，并偏执子，亦非原理。故未敢觉得信也。太祖之好用峻法，于握住勋贵仕宦极严，实未始滥及子民，且多或许虐民，是以谨于遵法而致成诸案。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，《史谈同传》：“为番禺知事，番禺故号烦剧，而军卫尤横，数鞭辱县中佐吏，前令率不成堪，同国法严，非理者一切抗弗从，民赖以少安。未几，永嘉侯朱亮祖至，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，见《本传》。数以威福挞同，同不为动。土豪数十辈，抑买市中珍货，稍不欢叫，辄巧诋以罪，同械其魁大路。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，亮祖置酒召同自若言之，同厉声曰：'公大臣，奈何受庸东谈主役使？’亮祖不成屈也。他日，亮祖破械脱之，借他事笞同。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，其伯仲因怙势为奸，同复按治，亮祖又夺之去。同积抵抗，条其事奏之。未至，亮先人劾同讪傲失仪状，帝不知其由，遂使使诛同。会同奏亦至，帝悟，觉得同职甚卑，而敢斥言大臣犯科事，其东谈主骨鲠可用，复使使宥之。两使臣同日抵番禺，后使臣甫到，则同已死矣。”《亮家传》：“亮祖诬奏同，同死，帝寻悟。来岁九月，召亮祖至，与其子府军卫疏导使暹俱鞭死，御制圹志，仍以侯礼葬。”此等事，皆抑官威以伸民枉，惟失在太快，当亮祖一奏同失仪，即遣使诛同，不先一问虚实。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，则权贵不成凌霜傲雪。若亮祖之武夫不学，不足深责，但使所诬者不死，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，但优奖坦直之县令，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，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，勋臣不无相警。史家类记其事，有临淄县令欧阳铭，抗常遇春，《铭传》附《谈同传》：“遇春师过其境，卒东谈主民家取酒，相殴击，一市尽哗，铭笞而遣之。卒诉令骂将军，遇春诘之，曰：'卒王师，民亦王民也，民殴且死，卒欠妥笞耶？铭虽愚，何至詈将军；将军大贤，奈何私一卒挠国法？’遇春意解，为责军士以谢。后大将军徐达至，军士相戒曰：'是健吏，曾抗常将军者，毋犯也。’”开平、中山固非朱亮祖比。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险，触忤贵官，未始非恃朝廷之能国法也。合之胡大海子以违禁酒令而被手刃，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，足以见例矣。太祖之驭吏，复就《史》中揭一事言之，《杨靖传》附严德珉事云：“吴东谈主严德珉，由御史擢左金都御史，以疾求归，帝怒黥其面，谪戍南丹。遇赦放还，布衣徙步，自齿皆民，宣德中犹存。尝以事为御史所逮，德珉跪堂下，自言：'曾在台勾当公务，晓三尺法。’御史问：'何官？’答言：'洪武中台长，所谓严德珉是也。’御史大惊，揖起之。次日往谒，则担囊徙矣。有熏陶与饮，见其面黥，戴敝冠，问老东谈主犯何法？德珉述前事，因言：'先时国法甚严，仕者不保首级，此敝冠不易戴也。’乃北面拱手，称圣恩圣恩云。”读此不错想见峻法之为用矣。民权不张之国，不成使仕宦畏法，则既豢民膏，复以威福肆于民上，假国宠以殃民，即国度养千万虎狼以食东谈主耳。故非有真正民权，足以铃束仕宦，不成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。刑乱国用重典，正此之谓，岂谓对各人而用法外之刑哉？
三、纳谏与闭门造车《纪事本末》叙明祖开国边界，约莫明祖能识大计，不待东谈主言，早有定见，逮言者适与之合，有翕然水乳之合。此类事极多，《明史传记》类叙颇有法，如陈遇等《传》以纯儒高识，导以不嗜杀东谈主，薄敛任贤，为帝所敬礼，言无不消，而不敢强以官。荐遇者秦从龙，帝止闻从龙名，从龙居镇江，帝遣徐达攻镇江，即属亟访从龙。达访得之，帝即遣从子文正、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。从龙来荐遇，又发聘书，引伊、吕、诸葛为喻，尊遇至此。遇来，遂留参密议；从龙亦事无大小，悉与其谋，笔书漆简，问答甚密，傍边皆不成知。二东谈主长久敬礼，其所证明，无翰墨可见，但知为不嗜杀东谈主及薄敛任贤等大指远程，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寰宇之贤。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夙昔，常与世子亲至其家，尊礼无匹；遇死于洪武十七年，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，卒成其高，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。盖其有益于太祖者，在救世济民一切根柢之计，其品驾乎刘基、宋濂等之上。惟刘基、宋濂、叶琛、章溢诸东谈主，则蓝本儒术，而文武干济，亦有实见之事功。宋濂长久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，未与军事，然刘基之倾倒于濂，在元代即视为寰宇之才，惟濂与己。盖那时之第一流，实为信托勤学、守死善谈之儒者，视事功乃其末节，太祖皆得而用之，开一代之太平者，其所取之东谈主材固不同矣。《史传》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，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东谈主善，崇信儒臣，绝非随即治寰宇之气度。至以综核精密之才，佐定功令，足以图治，其后或天诛地灭，则皆偏重于才，而德不足以称之。若陈修、杨想义等《传》附见多东谈主，如开济即以奸猾弃市，此亦不错见太祖之尊贤用才，轻重自有分际也。
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，至其以谏自名，太祖之能纳，亦自英爽不落常套，姑举一事为例。《史·周不雅政》、《欧阳韶传》：“觐政以荐授九江熏陶，擢监察御史，尝监奉天门，有中使将歌女东谈主，不雅政止之，中使曰：'有命。’不雅政执不听，中使愠而东谈主，顷之，出报曰：'御史且休，歌女已罢不消。’不雅政又拒曰：'必面奉诏。’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：'宫中音乐废缺，欲使内家肄习耳，朕已悔之，御史言是也。’傍边无不惊异者。”
按此是多么时局。明之奉天殿，即今太和殿，奉天门即太和门，以御史监奉天门，立法之意，自是令其谨防邪僻，不雅政竟肯奉职，可见那时肯任官者，其抱负已颠倒，帝竟纳之，已奇，纳之而听御史请，亲外出边面谢其过，此岂百世君王总计？岂但君王，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？清代吹法螺宗以来，御朝不登正殿，有毕生未至太和殿者，宫禁深远。一御史叫呼于门前，传命交刑部或诛戮之，则声气可达，若既听其言，而又从宫中亲出以谢过。今试不雅三殿之后，复隔乾清宫门，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宫，其出宫已甚远，若近代君王起居，更远在离宫别馆，乾清且为纵迹罕到之地。以太祖所为视之，真不介意计中矣。
又《欧阳韶传》：“荐授监察御史，有诏曰：'命两御史侍班。’韶尝侍直，帝乘怒将戮东谈主，他御史不谏言，韶趋跪殿廷下，急忙不成措词，急捧手加额呼曰：'陛下不可！’帝察韶朴诚，从之。”
以上为帝纳谏之一例。若其纵情戮谏臣，则亦有之。如《叶伯巨传》，伯巨以经验应星变求言诏，为明月吉大翰墨，全文载本传，所言深以分封诸王地皮太侈，恐为改日尾浩劫掉之祸。书上，帝愤怒曰：“小子间吾骨血，速逮来，吾手射之。”既至，丞相乘帝喜以奏，下刑部狱，死狱中。迨燕王以削夺称兵，遂有寰宇，东谈主乃以伯巨为有预知。又《李仕鲁》、《陈汶辉传》：“帝自践祚后，颇好释氏教，诏征东南戒德僧，数建法会于蒋山，应酬称旨者辄赐金襕法衣衣，召东谈主禁中，赐坐与讲论。吴印、华克勤之属，皆汲引至大官，时常寄以耳目，由是其徙横甚，谗毁大臣，举朝莫谏言。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接踵争之，帝不听。仕鲁性刚介，由儒术起，方欲推明朱氏学，以辟佛自任，及言不见用，遽请于帝前曰：'陛下深溺其教，无怪臣言之不东谈主也，还陛下笏，乞赐死尸归田庐。’遂置笏于地。帝愤怒，命武士淬搏之，立死阶下。”汶辉亦“忤旨畏罪，投金水桥下死。仕鲁与汶辉死数岁，帝渐知诸僧所为多犯科，有诏计帐释、谈二教云”。又《王朴传》：“性坦直，数与帝辨是非，不愿屈。一日，遇事争之强，帝怒命戮之，及市，召还，谕之曰：'汝其改乎？’朴对曰：'陛下不以臣为不肖，擢官御史，奈何摧辱至此？使臣无罪，安得戮之；有罪，又安用生之？臣当天愿速死耳。’帝愤怒，趣命行刑，过史馆，大叫曰：'学士刘三吾志之，某年月日，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。’竟戮死。”
以上可见帝之纳谏奇，闭门造车亦奇，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。士医师遇不世出之主，降低之心，不望其君为尧舜不啻，至以言触祸，乃若老实事也。以谈事君，固非专以保全人命为第一义矣。风尚养成，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，忠臣烈士极惨之祸，而效忠者无世无之，骨气高于清世远甚。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，士之贤者，轻沉而来告之以善，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，非所费神；较之智取术驭，务抑寰宇士东谈主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，养士之谈有殊矣。
四、除弊与时弊明代之弊，无过于信用宦官。《宦官传》序：“太祖既定江左，鉴前代之失，置宦者不足百东谈主，迨末年颁《祖训》，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，稍称备员矣。然定制：不得兼外臣文武衔，不得御外臣冠服，官无过四品，月米一石，衣食于内庭。尝镌铁牌置宫中，曰：'内臣不得搅扰政治，预者斩。’《纪事本末》：英宗正宗七年冬十月，太皇太后张氏崩，太监王振益无所惮。洪武中，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，置铁牌，高三尺，上铸“内臣不得搅扰政治”八字，在宫门内，宣德先锋存，振盗去之。敕诸司不得与文派遣易。有老阉供事久，一日自若语及政治，帝愤怒，即日斥还乡。尝用杜安谈为御用监，安谈，外臣也，以镊工侍帝数十年，帷幄贪图皆与知，性精湛不泄，过诸大臣前，一揖不启口而退，太祖爱之，然无他宠异，后迁出为光禄寺卿。有赵成者，洪武八年，以内侍使河州市马；其后以市马出者，又有司礼监庆童等，然皆不敢有所干窃。”
《史·职官志·宦官》：“太祖尝谓侍臣曰：'朕不雅《周礼》，阉寺不足百东谈主，后世至逾数千，因用阶乱，此曹止可供洒扫，给使令，非别有委任，毋令过多。’又言：'此曹善者，千百中不一二；恶者常千百，若用为耳目，即耳目蔽；用为亲信，即亲信病。驭之之谈，在使之畏法，不可使有功；畏律例检束，有功则骄恣。’有内侍事帝最久，微言及政治，立斥之，终其身不召。因定制：内侍毋许识字。洪武十七年，铸铁牌，文曰：'内臣不得搅扰政治，犯者斩。’置宫门中。又敕诸司：'毋得与内宫监文派遣易。’然二十五年，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，中官奉使行事，已自此始。”
《明通鉴》：“洪武元年四月丙辰，禁宦官预政典兵，上谓侍臣曰：'史传所书汉唐宦官之祸，亦东谈主主宠爱自致之耳。《易》称：“开国承家，庸东谈主勿用。”此辈在宫禁，止可使之供洒扫，给使令远程。若使宦官不预政，不典兵，虽欲为乱，其可得乎？’”此出《纪事本末》而稍节其文。又“四年闰二月，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，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。上谓侍臣曰：'古之宦竖，不外司晨昏，供使令远程，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，不接公卿，乃以阍东谈主为常侍，小黄门通命，自此以来，权倾东谈主主。吾防之极严，犯法者必斥去之，霜履坚冰之意也。’”此纯出《纪事本末》。
明之阉祸，古所未有，然太祖之防阉，则较前代为甚。《史》以赵成、聂庆童之奉使市马，为内臣衔命之始，似亦以作俑微归其咎，此缘其后为祸之烈，不得不深求之耳。不雅太祖以杜安谈为御用监，则宫中给使本不必定用寺东谈主，惜那时未有东谈主能提废阉之议，不若清一代之士医师，尚有陶模其东谈主，竟请斥革阉制也。古用肉刑，受腐刑者守宫，乃为刑东谈主开运用之路，故亦谓之宫刑。后世既废肉刑，即应并废阉宦，徜徉不改，其患遂至滔天。明历世患阉，要不得不谓由太祖之作俑，其变迁自见后。
其次为锦衣卫镇抚司狱。《史·刑法志》：“锦衣卫狱者，世所称诏狱也。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远程，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，司马彪《续汉书》：“武帝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。”历代因革不常。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疏导使，乃皇帝自将之名，至汉有侍卫司狱，凡大事皆决焉。明锦衣卫狱近之，幽絷惨酷，害无甚于此者。太祖时，寰宇重罪逮至京者，收系狱中，数更大狱，多所断治，所诛杀为多，后悉焚卫刑具，以囚送刑部审理。二十六年，声名其禁，诏表里狱毋得上锦衣卫，大小咸经法司。”又《职官志·锦衣卫》：“洪武十五年，罢仪鸾司，改置锦衣卫，秩从三品，其属有御椅等七员，皆正六品。设经历司，掌文移出东谈主；镇抚司，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。十七年，改锦衣卫疏导使为正三品。二十年，以治锦衣卫者多违纪凌虐，乃焚刑具，出系囚，送刑部审录，诏表里狱咸归三法司，罢锦衣狱。”
此锦衣卫设诏狱一事，不成不谓太祖实倡其始。设自十五年，至二十年而罢，二十六年，又申禁表里狱毋上锦衣卫，此在太祖已为不远而复矣。其后复设于永乐中，以一镇抚为未足，又分北镇抚司专掌刑狱，更以卫狱为未足，又倚宦官立东厂，后更有西厂，校尉与缇骑，更替旁午，荼毒忠正，惨不忍言，盖拾太祖已废之迹也。
又其次为廷杖，《刑法志》：“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，太史令刘基曰：'古者公卿有罪，盘水加剑，诣请室自戕，未始轻摧辱之，是以存大臣之体。’侍读学士詹同因取《大戴礼》及贾谊《疏》以进，且曰：'古者刑不上医师，以励廉耻也，必如是，君臣想礼始两尽。’帝深然之。洪武六年，工部尚书王肃犯罪当笞，太祖曰：'六卿难得，不宜以细故辱。’命以俸赎罪。后群臣挂误，许以俸赎，始此。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，事已见上。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，故上书者，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，廷杖之刑，亦自太祖始矣。”夏祥乃薛祥之误，传记《薛祥传》：“八年，授工部尚书，时造凤阳宫殿，帝坐殿中，若有东谈主办兵斗殿脊者。太师李善长奏：'诸工匠用厌镇法。’帝将尽杀之，祥为区分瓜代不在工者，并铁石工皆不预，活者千数。营谨身殿，有司列中匠为上匠，帝怒其罔，命弃市。祥在侧，争曰：'奏对作假竟杀东谈主，恐违纪。’得旨用腐刑。祥复徐奏曰：'腐，废东谈主矣，莫若杖而使工。’帝可之。来岁，改寰宇行省为承宣布政司，以北平重地，特授祥，三年治行称第一。为胡惟庸所恶，坐兴建扰民，谪知嘉兴府。惟庸诛，复召为工部尚书，帝曰：'谗臣害汝，何不言？’对曰：'臣不知也。’来岁，坐累杖死，寰宇哀之。”
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，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，然卒犯之，为后世作则。朱亮祖诬死谈同，犹为有罪；薛祥则端直长厚，坐累杖死，寰宇哀之，非其罪可知。祥争腐刑，在转业省制之前一年，即在洪武八年，时明律未大定，有此主见，尚不足怪。至明之廷杖虽酷麻豆 夏雨荷，然正东谈主被杖，寰宇觉得至荣，毕生被东谈主倾慕，此犹太祖以来，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好意思俗。清则君之处臣，必令寰宇颂为至圣，必令寰宇视被处者为至辱，此则骨气之是以日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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